抗战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就像近年来饱受诟病的“抗战神剧”一样，其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艺术手法的雷同以及思想内涵的单一使得抗战题材小说往往“千人一面”，在低水平徘徊。

在我看来，近年来有几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比较值得言说，如何顿的《来生再见》、王秀梅的《蓝先生》、范稳的《重庆之眼》、邓一光的《人，或者所有的士兵》。这几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受到文坛的关注和好评，恰恰是在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上都有新的创造和发现。

何顿的《来生再见》（《中国作家》2013年第7、第8期）在叙事时间安排上比较特别。作者为了集中叙事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按照何顿的说法，“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

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小老板，父亲则是当年参加过抗战的黄抗日。故事是通过“我爹”的回忆，以及“我”帮助“我爹”回忆渐渐展开。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以往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很少见。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我爹”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别样的人生“风景”，也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愉悦。这部小说将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本质以富于生活烟火气息的方式展现出来，以个人化的视角回应了宏大的社会命题。

王秀梅的《蓝先生》（《中国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增刊），是通过外祖母的叙述和个人的联想，把一个抗战故事剥茧抽丝般地打开，其间穿插浓浓的亲情和爱情故事，使得文本丰厚饱满。小说标题中的“蓝先生”到底是谁，到结尾部分才闪亮登场。谜底揭开，其实是一只信鸽，这只信鸽把敌人的动向从敌人的巢穴中带给抗日武装。作家非常善于设置悬疑，小说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中呈现出构思的巧妙和语言的精致。

在小说的结构上，上述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现实和历史相互交织的“复线结构”。作家一般采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述视角，如《来生再见》的一个叙述视角是“我爹”，另一个是“我”。《蓝先生》的一个叙述视角是奶奶，另一个是“我”。“我爹”和奶奶的叙述属于历史，“我”的叙述属于现实。情节的不断跳转，可以避免冗长沉闷，但是运用得不好也容易给人带来眼花缭乱之感。

范稳的《重庆之眼》（《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是一部比较圆熟的长篇小说。“大题材、小视角”，小说通过个人命运的跌宕折射出“家国”情怀。《重庆之眼》透过战争的硝烟，直面历史遗留的问题，尤其是对法律程序展开了细致叙述，揭示出了当下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复杂心态。以往的抗战题材小说几乎很少触及这个领域，作家通过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辨，拓展并深化了抗战题材小说的思想内涵。

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者所有的士兵》（《中国作家》2018年第11期、12期），在写作手法上采取一种“圆形套环”结构。一位日军战俘营的幸存者郁漱石，战后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各方的证人证言、包括郁漱石自己的辩词成为一个个“套环”。多重视角使得小说得以立体、全方位地展现了那场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小说还通过郁漱石在战俘营里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多次交谈，探讨了人性在战争中的异化等问题。小说在叙事视角和结构上的突破和匠心，使得新鲜的思想和主题得以生长。

突破模式化的藩篱，在艺术手法上求新、在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力，是抗战题材小说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