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堪称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13年来，李洱没拿出作品，以至于人们几乎快要忘记他发表《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时的荣光。13年中，他变成了一个周到活跃的文学组织者、深受欢迎的活动嘉宾，甚至是批评家。他依然妙趣横生，侃侃而谈；但是只有在《应物兄》出版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这13年里他有多么沉默。在他的嘴皮子滔滔不绝地吞吐时，有一个世界始终在他的脑海深处盘旋酝酿。他必须在喧哗与内默之间寻找平衡，寻找彼此沟通的办法，让喧哗不至于毁掉内默，相反成为它的滋养。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物兄》证明李洱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证明，恐怕唯有这样的撕扯、挣扎与平衡，才正适合这部小说，适合他所要表现的题材。

《应物兄》被认为是一部学院小说，讲的是知识分子的故事。依照常理，故事似乎应该局限在大学的围墙之内。但正如李洱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状态一样，围墙外躲不掉的万丈红尘和围墙内本应有的静默沉潜之间，构成了剧烈的对话和互通，从而让情节不断延展，使细节持续丰富。小说的生活幅面从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出发，走向更为辽阔驳杂的时间和空间。尤为出色的是，李洱将诸多空间密切地联络起来，把空间的迁移编织进时间的逻辑或非逻辑关系中。因而不同的空间会彼此侵入、交叠、渗透，然后把事与人都变得面目全非。正是依靠这样精巧而娴熟的空间操作技术，李洱将一个其实叙事速度相当缓慢的小说讲得花团锦簇、悬念迭起。就像《红楼梦》一样，《应物兄》所讲述的故事的确是在围墙之内，但是又无远弗届，指涉着整个世界。

与空间的广阔相比，《应物兄》所书写的时间跨度其实相当狭窄。小说的开头，积雪尚未化去；小说的结尾，雪花再次飘飞。在85万字的篇幅里，小说讲述的不过是一年之内的故事。但这绝不意味着《应物兄》因此而缺乏历史的纵深。在我看来，《应物兄》中的历史感较之它的空间技术，还要更为出色。不少论者将《应物兄》与《儒林外史》和《围城》相提并论，但后两者所书写的不过是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应物兄》则至少写出了三代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初期走过来的应物兄、文德能、芸娘等是一种面貌；应物兄的学生易艺艺、孟昭华、范郁夫则是全然不同的一代；而应物兄的老师辈，乔木、何为、姚鼐、张子房四位先生以及双林院士，又是别一种风骨了。如果从姚鼐先生的转述上溯至他的老师闻一多，我们甚至可以在《应物兄》当中看到整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谱系。而李洱的历史爬梳还要远为复杂，他甚至写出了历史长河的不同支流。尽管小说以应物兄为叙事主线，但对其他代际的知识分子，也并非蜻蜓点水，聊存轮廓而已。譬如双林院士，尽管出场不多，神龙见首不见尾，但贯穿全书始终，令人印象深刻、饱含情感。如他这样的“两弹一星”元勋始终是我国科学家当中的良心和脊梁。譬如乔木先生，他更是像影子一样站在应物兄和整部小说的背后，并伴随情节展开而愈发显得重要。在双林院士和何为先生相继去世的时刻，乔木先生的情感强度甚至支配了整个小说，远远超过已然丧失激情的应物兄，让人疑心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可能根本就是乔木先生。其实早在小说开篇，乔木先生的那句告诫，就已经重塑了应物兄的基本性格。这句告诫携带着诸多时间和经验的重量，将这部小说进一步从知识分子群体推出去，面向整个中国现当代历史。

能够在一部全景式书写当下现实的小说中营造出如此厚重的历史感，源自于作家审慎认真的态度。和诸多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同，《应物兄》本质而言不是轻浮、戏谑和油滑的，甚至没有一丁点沾沾自喜；相反，它有一种沉痛的深情。作为一部学院小说，《应物兄》的叙述相当理性，有着不动声色的客观，也包容了庞杂渊博的知识，反讽与隐喻更是俯拾皆是。但李洱并未媚俗地矮化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最重要的反思主体应物兄，始终认真地对待世界、历史和自己。他游走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却努力寻找着“应无常物，执有常道”的办法。而正是在有常与无常之间，在人的有限性悲剧之中，抒情产生了。而当我们读到那些有关1980年代历史的回忆，又会清楚地看到应物兄的脸庞上分明带有李洱本人的轮廓。《应物兄》之所以能够如此认真与深情，正因为李洱从未让写作的理性彻底支配，他从未觉得自己超越了写作的对象。相反，毋宁说李洱是通过这样漫长的写作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那一代人的历史和命运。为此他必须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和他所创造的应物兄，应物兄和他所研究的大儒合而为一了。

《应物兄》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值得言说的话题。譬如“应物”二字的多重内涵，譬如他以知识为小说叙述方式的精湛技巧，譬如那个第三人称在哲学与叙事学中的意义……但或许作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更长的篇幅也无法穷尽对它的讨论。如同那些已经被拿来与之参照的经典作品一样，《应物兄》一定会在很多年之后，仍被人们反复提起，并从中发现新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