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的雾，糯糯的风，梦一般地把我又一次带到嘉兴。
40多年前曾第一次走在这座城的老街上。那是从上海坐火车来瞻仰南湖红船。残存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跑累了，用二两粮票一角钱在沿街的小食店买了一只鲜肉大粽子。吃一只就可抵一顿午饭了。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那样大个儿、裹着鲜肉的咸粽子。此后几十年，虽遍尝天南海北的美食，却再也没吃到过料那么足、味那么好，那么油旺、米糯的嘉兴粽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江南秀城的历史正是由一只粽子揭开的。
令嘉兴人自豪的是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一只古拙的骨哨吹出了先民们辛劳的田园牧歌。7000多年前150粒炭化了的稻谷，证明了嘉兴不仅是中国水稻最早的栽培地之一，也是地球上最早的水稻种植地之一。因此，三国、唐、宋、民初这座秀城均称为“嘉禾”。
说到底，叩响了人类文明的马家浜文化就是稻作文化。出生在北方古城济南的我，少年时负笈南方，接受了“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唐·张籍《江南曲》)的诗意生活。在江南情结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时，一个问题却一直存在：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江南诗性文化是如何从历史深处翩然而至的？
一批江南文化学者的新著回答了我的这个疑问。晚唐以后，无论是杨行密、徐知诰还是钱镠，作为地方政权的君主，他们治理下的江南虽然没有咄咄逼人的王霸之气，进而发展为唐宗宋祖那样的伟业，却形成了乱世之中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宁静家园。其中的原因正是同资源分配有关。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中心一直都在北方，而且主要集中于关中、河朔两大地区，这自然依赖于这些地区强劲的经济发展，以及完善的政治权力体系足以令其控制全国的资源。但是，西晋后期的板荡以及唐代的安史之乱几乎彻底破坏了这一体系，不仅北方经济再也无法独立支撑起对中国的统治，而且原来的江南与中原那种依附关系也由紧密变得松散。稻作文化或曰鱼稻文化，这种方式依靠的是大自然提供的条件，不需投入太多的人力资源，凭借自然的优越，江南民族在几次面对人类食物链大破坏的情形下仍然可以保持着相对富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使在中国大的政局动荡的时期，接二连三发生大的军事杀伐，江南依然明显地保持着她的区域优势。相反，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土地贫瘠，产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在食物分配体制强制性驱使下，北方民族便逐渐发展了政治——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偏重于以社会伦理为核心，强调的是如何调整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和谐。个体精神自由和审美潜能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退居其次。
终于又到了被称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的西塘。
坐在柳叶般的小船上沿河而行，“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陵”，两岸朱痕犹在的雕梁画栋之间，到处嵌进了桥，望得见水。岸上店家密匝，前店后坊。前店坐着卖豆腐的老板娘，后坊却拴一头骡子，颠着头“的笃”“的笃”拉动石磨磨豆浆。水镇西塘被9条河流划成8个板块。家家临水入影，户户粉墙高耸。人处其间，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廊棚下不知哪一家的野杨梅树，把靠河的房子遮了阴。老屋的主人说，秋天时果子熟透，“吧嗒”“吧嗒”地掉落河里，掉落在大青石的河埠上。掉落在大青石上留下殷红一片，掉落在河里引来游鱼争食啄，河面上便漂起一片胭脂红。水乡的路在船上，西塘人会把橹做成琵琶的形状，琵琶橹一摇，小船便在“欸乃声声”的橹歌中，在绿水清波中起舞了。
河埠上大都刻着“鼻纽”，讲究一些的刻成兽头状，两边有孔，用来系船。船停靠后，手扶被称作“吴王靠”“西施靠”的木栏杆上得河埠，老屋的八仙桌上菜已上桌，一篮椒盐鳑鲏鱼，一碗荷叶粉蒸肉，一盏毛豆菱肉，一钵馄饨老鸭煲，还未等端起盛满了“嘉善黄”的酒碗，“馋虫”早已被引出。“弃置功名意若何，一天烟雨好披蓑。江乡鲈脍寻常事，赢得身闲脱网罗。”（明·蒋谊）以江南鱼稻和水利构建起来的江南诗性文化，为秀城再造了一座审美的精神家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山”也好“乐水”也罢，都是为了在亲近自然中恢复被压抑的人性。美丽灵性的山水，最易使人从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等社会规范束缚中脱离出来，使疲惫的身心获得片刻的舒展和安息。
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认为只有选择了居善地，方能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处于杭嘉湖中心的嘉兴，虽然不如上海摩登，不似杭州有闲，但惟其如此，才能说它是江南诗性文化的核心和原版。沿河老楼门楼上“维和集福”的题额，奉法惟谨、崇文厚德，“其俗少阴狡”，绝少小市民气的民风，都说明着嘉兴人已褪尽了先人粗犷好斗的粗糙，显出了成熟与圆满。泛舟南湖，我试图从淡雾笼罩的烟雨楼找回历史的足印。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之所以把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一次秘密会议移师嘉兴南湖，是否和对嘉兴民风有足够的了解有关？佐证我这一想法的是关于南湖的另一故事。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轰”的一声巨响，使正在庆祝“天长节”的侵华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等众多高官当场毙命。事发后，投弹勇士、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英勇就义。流亡在沪的韩国独立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等被日军悬重金追缉。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是嘉兴义士禇辅成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掩护金九等从上海乘火车到嘉兴住下。金九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居然一住就是两年多。嘉兴以她充满母爱的蒙蒙烟雨庇护了小草一样柔嫩弱小的初期中国共产党，浩淼的南湖为韩国志士放生。拭去这座城市风花雪月的历史风云，她原本是一座英雄城市、荣誉城市。
感受着同样的江南诗性文化，嘉兴和苏州的味儿也绝不一样。苏州精致而舒适，多有归隐之士。听一下苏州这些园林的名字吧：王献臣造“拙政园”，清光禄寺少卿宋宗元来苏州养老，重造“网师园”，网师者，渔夫，渔翁也；北宋诗人苏舜钦丢官后流寓苏州，修建“沧浪亭”，号称沧浪翁；被参劾落职的任兰生回到同里，建“退思园”，以示“退则思过”的心迹；沈复生在苏州写“浮生六记”；范蠡帮助越国灭吴后，从嘉兴发棹，带着西施也来了苏州归隐……
而南宋以后成为了“龙兴之地”的嘉兴似乎注定了是“出发”的。作为一方“罕习军旅，尤慕文儒”的热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祖籍嘉兴)、茅盾、王国维、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张乐平……连接起来是一部顶尖的文化名人卷。他们都从嘉兴“出发”。在东米棚下17号的莎士比亚专家、诗人朱生豪的卧房和书房，我久久徘徊。正是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朱生豪忍受贫病交加的困苦，从1943年开始，以两年时间，译出莎氏全部悲剧、杂剧、喜剧共31部。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在肺病不治的生命最后时刻，两次在昏迷中突然双眼直视高声背诵莎剧原文，音调铿锵，绝命而去。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译31部剧本，朱译本仍以译笔流畅、文辞华赡，被公认为一流。张乐平在嘉兴的3年里，每天到嘉兴北门外中基路的猪廊下收集“小瘪三”的故事，在这里创作了不朽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茅盾写完《子夜》后用所得之稿费在乌镇造了新屋，准备在这里创作长篇小说《先驱者》。只是因为1936年10月接到鲁迅先生在沪病逝的消息，才中断了写作立即赶回上海。伟人毛泽东两次来嘉兴，都和“出发”有关。一次是1921年来嘉兴建党，不消说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出发：一次是1957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来海宁观潮，那时正是新中国最好的时期之一，诗人政治家胸中一定构思着新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病死的1916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携夫人宋庆龄来海宁观潮，心中酝酿的也一定是“出发”，不然怎会亲题“猛进如潮”四个大字呢？
作为一个北人，我曾特别在意鲁迅先生《北人与南人》中的那一段话：“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毕其一生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文化伟人鲁迅把北人南相、南人北相看作是中国人的自新之路，这可不是一般的评价。
嘉兴地处吴根越角的首善之地，得天独厚，它除有小桥流水之柔，更兼有钱江大潮之刚。这方水土哺育着刚柔相济、南人北相的嘉人。而如今富庶盖全国的秀城，已证明了嘉兴人已“做成有益的事业”。
于是，突发奇想的我想为西塘的口号“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添上这样一句：“行进着的江南文化”。横批呢，就用中山先生的“猛进如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