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2018年底，70后小说家徐则臣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北上》。2014年申遗成功之后，京杭大运河被赋予了太多意义。但徐则臣并未陷入这些意义当中，而是逆流而上，超越种种意义，将他所了解的运河知识、景致与故事，穷形尽相地写出来。从这个角度说，《北上》堪称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

徐则臣找到了一个称职的线索人物、一双再适合不过的散点透视的眼睛——来自意大利的旅行者小波罗。随着小波罗溯流北上的行程，一百多年前的京杭大运河在小说中徐徐展开。但是和小说的叙述者一样，小波罗并不寻找意义，他来中国是寻找弟弟的。这反而让他怀有一种无差别心的强烈好奇，将运河沿途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全都呈现出来。

《北上》中有两条交错并行的叙事线索，一条是20世纪初年小波罗与向导谢平遥、随从邵常来、保镖孙过程等人沿运河北上的航行。另外一条则是2014年运河申遗成功的前夜，各家后人以不同身份，出于不同目的对于先祖记忆与运河历史的探寻与留存。当小波罗的航行遇到挫折，小说便笔锋一转，跳到百年之后，反之亦然。

正如小说这种结构所暗示的，那条历史上的伟大运河，需要依靠今天对过往的反复打捞与疏通才可能完整呈现。小说的情节、结构与小说所表达的对象，在此实现了颇具匠心的统一。

徐则臣非常清楚，小说家的任务是表现世界，并不是判断生死善恶。他让不同的意义全部呈现出来，彼此对话，相互生成。因此《北上》提供了更多、更混杂的意义，而这也可能是更准确的意义。

李壮：徐则臣在一篇对谈里说：“写了很多年运河，但是运河从来都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一次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运河对古代有什么意义，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对整个中国人的性格形成，有什么意义。”毫无疑问，大运河在徐则臣的笔下，被赋予了深沉的历史隐喻涵义。《北上》是一次挖开淤泥后的历史打捞，同时是一次清理遮蔽后的文化思索，或者说打捞挖掘与揣摩思考向来都是同一件事。而大运河，也的确意味着中国历史中一段不同于主流的旋律、一种有异于常规逻辑的历史表达方式。

两个异域国视角的深度介入、八国联军与义和团的冲突设置、意大利青年对中国姑娘近乎偏执的迷恋，便不再仅仅是情节需求那般简单，而是关乎若干更宏大的文化思考。包括“船”这一形象，也分明获得了可供阐释的引申涵义：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叙述中，船常常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载体，它的搁浅和远航，它的承载和负重，都可以化作意味深长的宏大象征。由此言之，船民邵秉义的故事部分，就显得尤其意味深长。事实上，邵秉义确实已是邵家最后一位船民，他对船家婚俗的坚持、与船尾鸬鹚的共处、在祖先坟墓前的动容落泪，其力量都绝非仅仅关乎个人命运，而是蕴藏有深沉的历史象征意味。

“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这是徐则臣在《北上》里所做的事情，同样也是历史上众多大作家，在他们各自倾注心血的大作品里做过的事情。

杨庆祥：我一直有个观点，中国的长篇小说最致命的缺陷不在于故事、情节、人物，而在于缺乏内在性的结构。徐则臣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在70后乃至整个当代作家中，徐则臣对小说的结构相对敏感且一直努力进行实验性的探索。《耶路撒冷》在整体叙事中穿插“专栏”，《王城如海》以“戏剧”间离情节。即使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徐则臣也往往进行一些有“设计感”的结构处理。

具体到《北上》，徐则臣显然知道一种单线条的叙事将会使小说单调、冗长、缺乏层次感。开篇他就使用了一个特殊的装置，通过一篇2014年的“考古报告”及其中发现的一封1900年的意大利语信件展开了小说叙事。请注意这两个时间点，1900和2014，它们形成了一个对位，构成小说结构的两个时间关节点。

“时间性”显然构成了《北上》的基本结构方式。这里面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基本的物理时间，从1900年到2014年，有114年的时间。这114年，既是大运河从“停漕运”到“申遗”成功的历史，更是一部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的转型史；另一方面，通过1900年和2014年的对位，这两段时间被“折叠”在一起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关于运河的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时间的叙事,是关于现代性展开和生成的叙事。必须把关于大运河的故事放到一百年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去讨论和观察，才能见到这个作品背后厚重的历史意识和它的现代性内涵。

由此而言，大运河是河流，但超越了河流，它是历史，但又丰富了历史。《北上》以大运河为镜像，其实也是以大运河为方法，通过谢平遥、小波罗兄弟等多重的观察视野——既不完全西方，亦非单一中国，而是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最后创造性地完成了自我和历史的重塑，写出了历史的丰赡与宏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