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伊始，徐怀中先生就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和198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西线轶事》是他的代表作，但这两部在军旅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品都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这当然和他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旨趣有关。按徐怀中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喜欢孙犁的作品与风格的，甚至每次写小说前，都要将孙犁的作品找出来读一读，感受一下他那既生活化又唯美抒情的语言和细节。也就是说，他的文风属于孙犁的“荷花淀派”这一脉。

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徐怀中先生更是将这一文学风格发展到了极致。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浪漫奇崛的历史想象共同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小说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的深入探索。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托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剪影。

《牵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矛盾冲突也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河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这是一个承载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叙事文本，是一种对生命自然之美的浪漫想象，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建构。这有点类似于书法运笔中的偏锋或侧锋，使得线条气象万千、瑰丽灵动，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中正伟岸之外的别样韵致。这种叙事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彰显了徐怀中先生几十年来对文学形式的先锋性探究、对传统文化观念的超越意向、对生存和死亡的形而上思考，还有对战争和人性的终极追问。

《牵风记》将知识分子的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女主人公汪可逾出身于北平一个颇有名望的书法世家。小说中，她的出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的突然出现，挽救了一场本已尴尬结束的慰问演出。齐竞与汪可逾在黑暗的舞台上探讨古琴演奏技法和相关问题，这本身也是奇景，显露出齐竞这位解放军指挥员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这种情节设置看似有违日常生活经验，却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小说的精英底色、优雅气质由此铺展开来。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鲜有浓墨重彩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作品。《牵风记》对战争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他们心理和灵魂的深刻解析，将文化、教养之于战争、军队、社会和人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怀中先生呼唤并倾力建构战争文学中的审美存在，敞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了一种新的叙事逻辑。他念兹在兹的正是文化的力量，是那种超越战争甚至超越时空、直抵人心的审美魅力。

小说开篇缘起于合影照片上汪可逾的微笑，那无人能解的神秘感，奠定了小说的审美基调。这丝天然的微笑，由此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不仅显示出少女的天真与纯情，还承载着徐怀中先生对自然美的执着倡导。汪可逾无疑是一个理想人物，她宛若赤子般毫无心机，面对首长齐竞与强大的文化传统无所畏惧、毫无顾忌。一个清纯、自在、真诚、唯美、个性、透明、阳光的青春少女形象在读者面前摇曳多姿，展现出战争年代几乎不可见的中国女性的别样风情。

事实上，在天然灿烂的微笑之外，汪可逾的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煎熬，死亡的威胁亦不曾离开须臾。在曹水儿的保护和陪伴下，汪可逾开始了一段被放逐也“自甘”放逐的时光。既是躲避齐竞，也是躲避敌人，更是躲避周遭的舆论。身受重伤的汪可逾在山洞中等待死亡，从古至今的巨大空间在时间里流淌，而具体的人和事、生与死在永恒的美面前都是渺小的、短暂的。其时，他们距旅部并不远，但汪可逾已经不再想齐竞，这种决绝的态度更加凸显她身心的纯净。他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中，然而这个过程里，汪可逾内心是平静的，她甚至忘记了战争正在进行，她的思想和身心进入了超凡脱俗的另一重境界。

这种放逐本身，已经具有了哲学思辨的味道。陪伴汪可逾的古琴，既是物的存在，也是精神与灵魂的外化。虽然已经无法演奏，但在那光光净净的琴面上，她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些伴随她少女时代的琴曲就在耳边回响。这时的汪可逾早已经超越了肉身的生死，而进入绝对精神与灵魂的境界。然而，汪可逾终究是生存在一个强大的残酷战争的背景里。她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与灵魂，以及她那些惊世骇俗之举，只能留下一道生命的暗影，让活下来的人们咀嚼不尽、怀想不已。

与汪可逾一样，在九旅，骑兵通信员（也是齐竞的警卫员）曹水儿也是一个另类人物。他不仅勇敢，有担当，肯于负责，而且天赋异禀。如果说齐竞是审美者，曹水儿便是美的守护者。在对待汪可逾的态度上，曹水儿与齐竞是完全不同的。齐竞多少有些俯视欣赏的意味，曹水儿则是仰望虔敬的姿态，这当然与他的身份和文化程度有关，但却不是最本质的原因。作为“另类英雄”，他的心胸是坦荡与敞开的，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素质正是看似完美的齐竞身上所缺失的。

小说中的齐竞，原本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他既有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英雄与智慧的一面，又有知识分子甚至于艺术家的儒雅与风流的一面。遗憾的是，他终归没有跳脱传统与世俗，恰恰面对的又是汪可逾这样一个超越世俗、追求自由的“女神”。于是，那些在平常人看来并无大错的细节与观念被聚焦和放大，显得不无卑下，甚至丑陋。也就是说，在徐怀中先生的笔下，齐竞是一个被批判的角色。

在极致的审美之外，小说中还有审丑的向度，而审丑正是《牵风记》的批判性之所在。只有与丑相对照，美才能更加清晰地被确认。齐竞内心深处对女性贞操的执念是一种丑，对汪可逾造成的迫害和他极度自私的心性是一种丑，甚至已经成为恶。小说对曹水儿风流“丑行”的正视虽然也是一种审丑，但却反衬出了历史的乖谬和人性的光芒。美与丑同样需要审视，这种审视的立场源于作家的目光、胸怀和思想。事实上，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都互为镜像，在彼此的观照中迸发出惊人的精神力量。

在《牵风记》中，或明或暗的镜像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主人公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也强化了小说的超越意向。齐竞选警卫员独具慧眼，看到了曹水儿与众不同的优点，而曹水儿也一直在看他。其实对齐竞的种种行为，曹水儿内心深处是看不上眼的。最后，下达枪毙曹水儿命令的，正是齐竞。小说的前半部分，齐竞这一重镜像之所以显得光彩夺目，恰是因为折射出了汪可逾和曹水儿的光芒。而失去了这两个光源之后，齐竞的人生顿时委顿黯淡下来。他此后漫长的人生和故事，因为不再具有光彩而被省略，他只能在困惑和忏悔中主动迎向死亡。

齐竞从自己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是丑陋的心性和认知的局限。就如同那部因为没装胶卷，而没能留存底片的相机，小说实则早已预示了齐竞无法真正拥有和留下汪可逾的悲剧命运。美与丑，在战争中都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这关乎理想主义的美能否最终超越战争，生命的伟力能否得以张扬，文化或曰文明之美的种子能否被珍惜和保存下来。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无论美丑，最终都没能逃脱毁灭的命运。这种幽微、尖利的痛感使得小说的主题更加复杂、深刻。小说主题层面的复杂和多义，与徐怀中先生的哲学思辨和超越意向密不可分。无论是古琴，还是水溶洞中持续千万年的地质演化，都隐喻着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尤其是那些跳脱故事、阻断情节和时间链条的大段议论和知识介绍，使得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充满了想象的可能。

在水溶洞中，曹水儿和汪可逾关于光年的讨论尤为精彩，最有哲理的话恰恰是从文化水平最低的曹水儿口中讲出。由此，曹水儿也由性格人物，开始传奇化甚至神性化。第二个、第三个排枪急射过来……小说动用了如此夸张且具有仪式感的大阵仗，这使得曹水儿最后被枪毙的场面显得壮烈甚至壮观。曹水儿和汪可逾、小尿壶、战马“滩枣”一样，生命的终结过程被染上了一层奇幻的光泽。

写实与写意、实然与或然、思辨与抒情，在《牵风记》中，现实主义与奇幻风格高度融合。小说一方面写得很虚，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写得又很实，亲身经验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徐怀中先生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比如，汪可逾给战马滩枣喂食草料的场景，流程和动作逼真、细腻而又生动。再比如，曹水儿和汪可逾看到路边的大火，“烧的有军用地图、机密文件，有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农民银行’纸币。一捆一捆的，一色新币，票面币值有十元至两百元不等。命令焚毁文件纸币，可知野战军大部队处境危急达到了何种地步。”这一段，居然写到了当年当地使用的纸币，这在当下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是极少见到的。再比如汪可逾写标语的段落。她先要调颜色，而如何制作红色和黑色颜料的过程，徐怀中也写得非常详实。这些细节，若非亲历是很难想象和虚构的。

综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种失衡日益凸显：日常经验和世俗故事几乎一边倒地壅塞了小说的空间，而超越向度几乎丧失殆尽。多数作家都执迷于世俗生活，极少数作家还在关注超越性的问题。来自市井繁华的喧嚣声震天，而人的冥想、思辨、心灵的独白、低语乃至超验、脱俗的精神情怀却难得一见。这种失衡，意味着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学丧失了文学思潮涌动、风格建构的基本动力。而这种动力，恰恰来自作家对灵魂的追问、对超越性文学主题的执着探寻。像《牵风记》这般的唯美主义与形而上思考，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书写，真的有如一股清新劲凛的春风拂面而过。当然，我也会想到，以《牵风记》为表征的这一路文脉与探索不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这一文脉与探索因徐怀中先生和他的《牵风记》的出现，而得以光芒绽放地矗立，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