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鸦片泛滥，对全民族精神和健康的戕害至深。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前估算国内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且包括不少军人，他就此发出“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的惊呼。随后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大败，不敢再禁洋烟，国内又开始自种。民国年间吸毒者估计约8000万而达人口的六分之一，全国解放时统计云贵川三省有毒瘾者竟达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男性青壮年比例更高）。中国可谓世界上受毒品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这也成为导致清末和民国年间军队衰败无能的重要腐蚀剂。

鸦片于明朝后期进入中国，价格同黄金等值，仅少数贵族能吸食。清朝中后期大量涌进，再加上云、贵、川和西北、东北大量种植，劣质毒品价格已与纸烟相近。老百姓沉溺于此者百业俱废，军人吸食者更斗志全失。鸦片战争前，广东有毒瘾的官兵遇阴雨天打不着火抽不上烟，便鼻涕眼泪横流无法上阵。太平天国起兵占领南京后迅速腐化，从东王杨秀清到许多兵卒都嗜“洋烟”，曾国藩招募湘勇时拒收吸鸦片者，结果湘军战斗力明显占优势。

清末光绪帝又宣布禁毒，各地几乎都阳奉阴违。袁世凯建新军之初，曾规定吸鸦片者斩，其北洋军战斗力一度居全国之冠。不过在社会腐朽之风包围下，袁世凯手下主将冯国璋、曹锟等后来也染上毒瘾，东北有胡匪作风的张作霖更是烟枪不离身，因而民国时的北洋各系对毒品都是明禁暗抽。从北洋系中拉出自成西北军系统的冯玉祥痛感此风之危害，治军时曾规定吸毒者枪毙，其部队一度口碑较好，然而西北军扩大后对此恶习也控制不住。

东南地区的军阀因财源较多并受国际上禁毒观念的影响，对鸦片依赖较小，而西南军阀和西北一些军阀的财源都离不开贩毒。如滇系军阀的军费，就主要靠输出全国瘾君子最爱的“云土”。四川军阀更是强令老百姓种烟，甚至对不从者要收“懒税”，其军队也有“双枪兵”（步枪、烟枪）之称。蒋介石在中共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和新军时，曾严禁吸毒并不许扣饷，黄埔军及由此发展的中央军的战斗力要强于其他军阀。后来蒋介石网罗大量新军阀并不择手段收买人心，对许多部属吸毒贩毒也假装不知予以放纵。

当年川滇军阀曾抛出一种谬论称，官兵吸鸦片可“心神安宁”，士兵为过足烟瘾更会拼命打仗。据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将领回忆，他们刚入川时所遇敌军一股烟劲上来时，就喊着号子猛冲来，而且爬山也快，相当于吃了兴奋剂。红军掌握规律后，就先行后退或僵持一段时间，待敌犯瘾时再反击，这时川军就全身无力不堪一击。

笔者在1981年读研期间写毕业论文时，曾多次请在长春投诚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评价国内各派旧军队的军事素质。他的看法是，中央军训练装备最好加之吸毒和吃空额现象少，素质高于其他各派；西北军纪律严却装备差、训练水平低（尽练大刀），因而善守而攻击力差；桂军虽有强悍之风，装备和纪律却差，为保存实力又爱耍滑头；晋绥军等装备一般化，缺乏战斗精神，东北军虽装备训练较好，却受胡匪传统作风影响而纪律坏。郑洞国评价最差的是川军，认为其装备训练都很差，衣着破烂还普遍抽大烟，军纪又糟，简直不像军队。

后来在全民族对日抗战中，中国各派军队的多数官兵不论其素质如何，出于民族大义都浴血拼杀，对此应当肯定。不过讲历史时不能“一俊遮百丑”，对旧军队总体战斗力低下及其抗战时丢掉国家半壁江山等糟糕表现也应予以揭示。古语称“天下无不可教之兵”，即认为年轻新兵基本都朴实可教，关键是从军后所处环境和教化将影响其战斗素质。一支部队作风好，不好的成分进入也可改造；一支部队作风坏，好人进去也会学坏。近代那些烟毒泛滥而腐朽不堪的旧军队，为我们留下治军必须从严、作风务必狠抓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