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邯郸淳在《笑林》里讲了一个“暗夜钻火”的寓言：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暝，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

既然有火照明，何须钻火？这则笑话的“包袱”在于逻辑出现悖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要求人办事，得合情合理，客观上容许。孔融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告诫世人责备别人时要有理由、讲道理。

翻阅史书，责人无方的故事不时上演。三国猛将张飞，为义兄报仇心切，罔顾实际，限令范疆、张达三日之内必须办妥白旗白甲，甚至鞭笞恫吓“如果违了期限，就杀你们两个人示众”，而这样的无理指责使其在当天晚上身首异处；唐武宗会昌五年，一位宦官向白居易追要银两，只因让其补偿一尊曾被贼人截去一耳的银佛，当时白虽自掏了三锭银子但仍不及佛像耳朵原重。如此无厘头的责人，不是看心情，就是敲竹杠，真是让人有口难言。

不设条件、不点迷津，一味责怪只能让“巧妇”为难；不探本源、不恤下情，无故的责备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对此，曾国藩就有深切的感受。同治四年八月，他指挥苏、鲁、皖、豫各省与捻军作战，尽管殚精竭虑，却收效甚微。清廷为此严责：“办理一载有余，贼势益形蔓延。现在关中又复被扰，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若再不速筹援师赴陕，将此股捻匪设法殄灭净尽，则始终贻误，咎将谁归？”曾国藩接奉寄谕，抑郁久之。

责人之口，不能随心所欲，得有尺有度。否则，没有了基本的缘由做凭仗，很难让人服气。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逢少监窦德素时，问“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唐太宗得知后，便责怪房、高多管闲事，以致两人也不敢多言，一味拜谢。魏征不解太宗之责，进曰：“玄龄等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唐太宗听后，为一时随意指责臣僚而深为愧之。

当然，责人有方的最佳注解，不是仅仅停留在要求有道理的层面上，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实措来。有这么一则笑话：一堵雪白的墙上被人涂画，沾上了污迹。有人看见了，便在上面批了一行字：“此墙不许画。”另一人见了很不满，批一句问他：“为何你又画？”第三个人见了，又批一句：“他画你莫画。”到这个时候，墙上已经不堪入目。第四个见了，索性再添一句：“要画大家画！”无休止的跟风指责，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经思量，致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实生活中，责人无方的现象值得领导干部深思。个别同志久居官位，不解下情，“不给草却让马儿跑”，稍不称心，便出口责怪；有的则好出新招，常常是今天的想法推翻昨天的观点，却埋怨别人的进度赶不上自己的变化；还有的跟不上时代步伐，坐在自己的“井底”里“观天”，评东论西，尽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长此以往，责人无方之事太盛，必会侵扰官兵的精气神，影响战斗力的提升。

举步先观其地，责人当详其理。责人不能无方，要多冷静思量指责别人的理由，多反复思索批评别人的方法，努力在帮助别人减少错误、避免重犯错误上下功夫。唯有如此，才不会被冠以“责人干部”的名号，真正以让人接受、让人信服的方式方法激活单位建设的“一池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