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浮。”一条船沉没了，橹也不可能漂浮太久。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打开波涛汹涌的历史画卷，兴衰更替的悲剧总在不停地上演。大宋王朝这场大戏，把这一规律演绎得淋漓尽致。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何等的悲惨屈辱，这是何等的痛彻心扉。然而，此时的宋高宗在干什么呢？《坚瓠集》记载，宋高宗好养鹁鸽，并亲自放飞。一位士人赋诗讽之：“鹁鸽飞腾绕帝都，朝收暮放费工夫。何如养个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为什么不如养一只雁呢？因为鸿雁可以传书，此时的徽、钦二帝正被囚禁于北方，受尽折磨，备受虐待。

《宋史·宗泽传》里也讲，宗泽前后二十多次上奏请求返回东京皆杳无音信，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领进帐问候病情，宗泽说：“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将泣不成声：“敢不尽力！”第二天，风雨交加，宗泽连喊三声“过河”而死。而此时的宋高宗“直把杭州作汴州”，习惯了半壁江山的安逸，早已忘却了北方沦陷的家国之痛，怎么会想着“过河”！

南宋朝廷如此苟且偷安，被囚于北方的君臣又怎样呢？《朱文公文集》里，金人索取投降表，钦宗不得已，“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没想到“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无奈之下，被逼而写，孙觌完全可以草草而就，官样文章，委婉表达。没想到，孙觌却卖尽力气，极力贬损作贱宋朝，而且一气呵成，好像早有腹稿。写降表有如此美好心情，可见早有降金之心。

“一曲危栏人独倚，江山浑在梦中看。”南宋之倾覆，不只是君臣的堕落，而是大多人的灵魂都装上了假肢。高宗年间，西湖白塔桥，路人印卖去京城的交通图。有人看后题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交通图是描绘地理疆界的图册，可以折射出人们对国家版图的意识，看到整个社会的心态。此交通图上详细标明了去临安的路线，唯独没有标注到北方中原的路程。可见，北方已经在交通图上消失了，人们心目中的国家疆界也只有南方了。

从北宋到南宋，曾经“路入神仙宅，翠锁梵王宫”的东京梦华，到头来只落得个“九庙山陵孤塔雨，千年城郭半江潮”的悲惨结局。令人唏嘘，也让人痛心。一个朝代的覆灭，往往是精神上的沦陷；一个国家的灭亡，也是灵魂上的死亡。且精神上的堕落并非如肉体死亡瞬间殒落，而是一个“木朽虫生，墙罅蚁入”的渐变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从蚁穴到溃堤，最后“船到江心补漏迟”，最终“樯橹灰飞烟灭”。

精神上的站立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崛起。中国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无不为唤醒民众的精神而奔走呼号。秋瑾英勇就义时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大好河山少主人。”陈天华写完《猛回头》蹈海自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鲁迅为了医治国人的看客心态、麻木病态，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毅然弃医从文：“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杨靖宇陷入绝境时，对劝降的叛徒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仍在天地间回响。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让群众看到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是团结的冲锋号，《黄河大合唱》是战斗的总动员，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最惨痛的沉沦造就最辉煌的崛起，战争让中国成为了废墟，同时也让中国人从精神上获得了新生，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开启新的复兴征程。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拥抱新时代，阔步新征程，强固万众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保持中流击水的劲头，涤荡以梦为马的激情，“中华号”巨轮一定能够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