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校阿尔弗雷德·马汉以一部《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名满天下，可事实上，他在英国与德国所获之誉，却远远超过自己的国家。

1894年8月，一艘美国中等巡洋舰驶入英国军港后，其舰长竟被维多利亚女王请到白金汉宫设宴款待。这还不算，正在伦敦访问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居然屈尊作陪。这位舰长就是被《泰晤士报》称为“我们时代的哥白尼”的马汉。

向来刚愎自用的威廉，此时近乎谄媚地握着马汉的手喋喋不休：“您的书我不仅是阅读，简直就是在狼吞虎咽。我经常和海军军官们讨论它……”

话虽肉麻，但不可否认，此话确为威廉的“真情表白”。德国作为海岸线并不十分绵长的陆权国家，海军在德国军队中从来处于从属地位，就连海军指挥机构也仅仅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部门。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主导了战后重新划分欧洲的维也纳会议。作为英国的盟友，德国也分得了一杯羹——原瑞典的6艘军舰（不过是60吨级的帆船），这就是德国海军草创时的全部家底。

被丘吉尔形容为“在军火库门口抽烟的人”的威廉二世在1888年登基后，便立刻开始觊觎“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虽然军队和军事贵族始终是德国皇权的基础，可威廉二世偏偏没有经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他对军事与战争的了解，仅限于军服配饰、勋章绶带、队列马术等方面。然而，狂热的扩张欲望和对英国海洋霸业的“羡慕嫉妒恨”，使刚刚出版的《海权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威廉的“福音”。马汉在剖析了欧洲160余年间海权与霸权的关系后提出，拥有海上优势的强国比仅有陆地优势的国家更容易影响世界格局。若想跻身大国行列，必须具备控制海洋的能力，海军的优势力量是国运的首要因素。

威廉痴迷地把马汉的观点奉为圭臬，德海军国务秘书（相当于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更是顺水推舟地利用举国上下对海洋的热望，创造出了“大海军＝海外利益＝世界大国”这个高度简化的宣传口号，并牵头克虏伯等军火巨头出资发起成立海军协会，其会员达上百万人之多，几乎囊括了德国当时的各界精英。

素有“铁血宰相”之称的德国名相俾斯麦对此则持有不同态度。他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更信奉要把“政治上必要”作为战争的原则。其外交思路非常明确：从不四面树敌，必要时甚至可以和敌手分享共同利益。这番苦心孤诣的“仁慈中立”政策，为德国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强国。

显而易见，这与威廉极度膨胀的“光荣孤立”完全背道而驰。那个“坏脾气的孩子”（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之语）不仅很快解除了“三朝老臣”俾斯麦的职务，甚至毫不顾忌地宣称：“让老掉牙的领航员滚下船，现在我是新德意志号的值更军官。”

相比于威廉，提尔皮茨算得上是一个既狂热又理智的赌徒。他很清楚，德国不可能正面、直接地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唯一可行的是建立一支“风险舰队”。按此理论，德国不必拥有超过英国海军的优势，只需达到其三分之二的实力。如此一来，即便是英国舰队能够打败德国海军，但其遭受的损失将足够大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法抗御其他国家的挑战，以至丧失其海上霸主的地位。而英国人在利弊权衡之后，必将不敢轻易冒险，从而使德国不战而获得海上霸权。

不难看出，所谓的“风险理论”并不是一种军事政策，而是一种政治权术甚至赌博。而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老牌的大英帝国根本不屑于加入这一“赌局”。他们一方面凭借厚重的技术储备，将火力和航速作为新一代军舰的基础，使德国人耗尽国力建造的“巨舰”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海上奢侈品”（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嘲笑之语）；另一方面，实行了“深远封锁战略”——封锁德国海上交通线，避开德军舰而全面封锁商船货轮以破坏其经济力量……这一招最终使得德国战时经济破产，在不堪的“芜菁之冬”中被迫走到谈判桌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基尔海军军港水兵兵变，直接将威廉赶下了皇位……

一战已经结束100多年了，重温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感到，所有先进的军事理论，必须与本国的国情和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如果机械乃至教条式地运用，就会遭到历史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