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我们选这首曲子跳芭蕾舞不是请人来教，而是去了福州，在市工人文化宫学习。还记得，文化宫是用青砖和钢筋水泥砌成的，大楼的入口处耸立着高高的圆柱。周围唯有这里最开阔热闹，广场上都是人。老人下棋，中年人聊天，小孩嬉闹。没想到有一天老师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学跳舞。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片段。六个海南妇女身穿湖蓝色的大脚裤、浅绿和本白拼接的短大襟衫，手拿大斗笠，优美而抒情地为红军女战士编织斗笠。教我们跳舞的是个身材削瘦的中年女老师，不怎么爱笑，但很用心，一个动作反复挑剔。不过最终她也没太费神，早上去，至下午学会，傍晚我们回公社。有点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作战小分队，每个人都有昂扬感，都相信这个节目一旦搬到公社的舞台上，一定很长脸，经久不息的掌声已经预先听到了。

电影放映队的几个人每天都在公社食堂吃晚饭，他们放下筷子走出公社大院时，后面通常就多出一个小丫头了。即使当时没有跟上，在电影临开演前，我也会挤到电影院门口。检票员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中钻出一颗黑瘦的脑袋，脑袋上梳着一个稀疏的小辫子，辫子朝天翘起，像一根芦苇划过水面，越过人群游弋而来。这时候，他们总会扬扬手，甚至笑一笑，就把我放进门内了。这个辫子朝天的黑瘦脑袋其实就是我，我差不多每天出现在这里，不出现的原因只有两个：电影院当晚关门或者我外出了。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时刚被拍成电影，它的上映犹如一池干荷叶上盛开出一朵新莲。太新鲜了，居然可以用脚尖跳出那么波澜壮阔的故事。到处可见吴清华的剧照，最著名的是一张她在空中高高跃起的瞬间。她身穿火红的残破衣衫，凌空劈开腿呈斜斜的一字形，上身后弓，左手摆至胸前，右手向后舞动，几乎与高跷的左腿触碰到一起——这个被定格的动作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倒踢紫金冠”。很少有人会在这个剧照前无动于衷，它太超越我们当时的生活常规了。速度、力量、技巧，三者的有效叠加，尚且无法令其完美，最重要的是肢体在空中必须足够舒展优雅，那才是舞蹈语言的最高境界。

我相信我们的舞蹈老师必定也是在一遍遍看这部电影时，激情澎湃，产生了把《我编斗笠送红军》搬到公社舞台上的念头。

“呐，嗦，咪呐咪哆嗦，呐嗦咪哆咪呐咪，哪哆哪呐嗦，呐嗦……”多么悦耳的旋律，四拍子的，在每一个节拍的最强音和次强音中，我们贴着舞台底部，背对观众，一个接一个举着斗笠，用脚尖踩着小碎步上场了。

可是没有芭蕾舞鞋啊，学校买不起或者没打算买。有点骑虎难下，既然已经奔赴福州煞有介事地把舞学回来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穿塑料鞋跳。就是那种咖啡色的、脚趾部分密封的男式硬塑料鞋。从前部队里常见，老百姓也爱穿，因为它便宜而且结实。

内里拆空仅剩一圈厚厚风火墙的大房子，地面是方砖铺就，年久失修，已经遍布深浅不一的坑。从前我们不会在意地面，即使是跳《东风吹战鼓擂》这样非常费力气的舞，脚跺得再狠，也仍然无碍。从脚板到脚尖，与地面接触面越窄，要求越高。勒紧鞋带，把大脚趾夹紧，与其余四只脚趾头夹成小角度的人字形，然后脚弓一使劲，膝盖一用力，整个人猛地高出一大截。

还没排练几天，我们的脚就出问题了。首先是大脚趾破了，指甲开裂，接着其余几个脚趾头也纷纷破损出血。但是老师仍然不打算放弃，我们也舍不得放弃。涂紫药水、绑胶布，每天眼泪滴滴嗒嗒着居然也熬到了登台的那一天。

没有意外，非常轰动。从银幕上看毕竟隔着一层，还是眼皮底下的真实蹦跳来得真切。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是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我编斗笠送红军”，这一句才是精华所在，需要重点突出。“送——红——军！”第一段曲子到这里，舞蹈中的六个人在“送”字时，转到台前站成弧形的一排，背向观众，把脚尖往上一踮的同时，双手也把斗笠高高一举，然后在“军”字时，又迅速地、整齐地往后一转，再把腿一别，微侧着身子，霍地坐下了，双手仍然揪着斗笠的边沿。不是用手掌抓住，而是用拇指、食指、中指，轻柔地、优美地揪住。多么富有想像力的舞蹈语言啊，壮观，华丽，起落有致，感人肺腑。而第二段更加妙不可言，在“送”字时，六个人斜斜地站成平行的两队，斗笠从身体的前侧横向送出，往前往上画一条弧线，然后在“军”字时，让斗笠从头顶上方猛然往下落，落到一半，又突然定住，定在胸前，而脚部，这是最关键的。脚原先是平踩地上的，在斗笠迅速下落中，左脚尖猛一用力，把整个人抬起，而右腿则向前举起，举在斗笠的下方。

这个造型与“倒踢紫金冠”“常青指路”一起成为《红色娘子军》中最经典的瞬间。

不记得演出过多少次之后，终于要赴县里参加汇演了，学校领导下决心拿出钱买芭蕾舞鞋。鞋是粉红色的，上面有隐约的银光。鞋底高高弓起，鞋头是平的，有块梯状的橡胶物垫在里头，后跟则系两条细长的缎带，像拖着大尾巴。那天还是去市工人文化宫，还是在那间学舞的房子里，还是那个不爱笑的中年女老师。大约是她帮忙买到的鞋，又是她教我们如何绷直脚尖套进鞋，再把那两根缎带从脚踝处交叉捆绑到小腿上。美观是必须的，结实也是必须的。

我们坐在地上，地面是木板的。因为鞋尖多出那块橡胶，绑好带子后，脚一下子陌生了，长出一截是其次，真正吓人的是突如其来的华丽、庄重、仪式感。小心翼翼地站起，踮起脚尖，行走，跨步，抬腿，旋转，地板“咚咚咚”响，像是敲击一个空置的木桶发出的，微弱的回声宛若私密的耳语。

许多年后的某天，我在半夜突然梦醒，然后睁着眼在黑暗中久久发呆，一遍遍回味着梦境中的那双脚——它们起舞了，居然穿着粉色的、闪着银光的芭蕾舞鞋。这能否理解为一种迷恋？在它离开、逝去，再也不可能重新驾驭它时，我的下意识里竟是这般不舍。我不舍的究竟是舞鞋还是那段起舞的日子？

2013年7月，中央芭蕾舞团到福州演出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剧院里把一场戏看下来，我会时不时恍惚一下，犹在梦中。不是因为舞美的华丽，也不是因为演员技艺的出众，都不是。“咚、咚咚、咚咚咚”，隐约的声响不断传来，它们在剧情之外，也与表演无涉，却被无限放大了，似鼓点，重重撞击着我的耳膜。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站在舞台中央谢幕，我不禁也走上台，独自一人久久站在侧幕旁。多么熟悉的场景，连扑面而来的、满是灰尘的空气都是昨日再现。灯光如水，偌大的舞台仿佛是魔法容器，刹那间就把所有人都挤压得弱小而单薄，比没有重量的影子更轻飘更不真实。当年我们候场时，总是这样站在从屋顶倾泻而下的侧幕布边上，专注等待着登台的音乐响起，又常常是从这个角度，观看其他人的其他节目次第上演。这个位置恰似一个神秘莫测的洞口，往前去，往里走，便能抵达另一个与现实毫无关联的世界，身体会被风托举起来，上下翩跹。

几个女演员匆匆从旁边跑过，台上的职业性微笑此时迫不及待地卸掉，后背上已经湿透的衣裳显露出她们的疲倦。她们跑，我眼睛也追着她们的鞋子跑。比过去精巧了，鞋帮明显窄小，弧线内敛，那两根鞋带也改成了隐蔽的肉色，或绿或粉的鞋子于是看上去不像穿上去的，而像是开在足尖上的花朵，素淡而雅致，质朴却热烈，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这青春的花朵伴着奇美的舞姿绽放在历史深处，亦留存在我的心底。

恍惚间，舞台空了，我又依稀看到了那群为红军编织斗笠的少女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