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才用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以写出皇皇巨著。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唐朝李世民“不借才于异代”之论可谓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对这样推卸责任的托辞，唐太宗十分生气：“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一番话说得封德彝无地自容。

在这里，唐太宗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不借才于异代。”换句话，说就是“一世之才足够一世之用”。其实，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朝代，都是取当世之才而治天下，没有到先朝或后世借用人才的道理。可是，为什么有的朝代人才济济、贤能辈出，有的则人才凋零、乏才可用？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人才的多寡，而在于能否把当下的人才用好盘活。正如小说《老人与海》中所写：“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缺少人才，“总量”上也不相上下，只不过在于人才“潜”与“显”的区别。如果“显”人才比例大，“潜”人才比例就相对小，就会显得人才兴旺，“满园春色关不住”；相反，“显”人才比例小，“潜”人才比例就相对大，就会显得人才匮乏，“万马齐喑究可哀”。如何让人才由“潜”转“显”，考验执政者有无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影响事业的兴衰成败。

江山代有才人出，怎么看待人才很关键。《新序》记载，秦国欲攻打楚国，派使臣前去察看楚之国宝。楚王欲拿出和氏璧、随侯珠给使臣看，遭到昭奚恤反对：“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之重者也。”待秦使者来时，昭奚恤没有献上什么国宝，而是设坛招待，“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并郑重说道：“客欲观楚之宝器，楚国之宝者，贤臣也。”秦使臣瞿然无以对，秦国也打消了攻楚的念头。可以想见，视贤臣重于国宝，天下贤才应者云集，当世之才威加海内，何惧外敌入侵，何愁事业不兴？

寄希望“借才于异代”者，往往对当世之才视而不见或弃之不用；而“取士于当时”者，大多对当下人才求之若渴、视若珍宝。翻开历史画卷，这样的兴衰活剧屡屡上演。虞国不用百里奚则亡，而秦穆公用之则成就霸业；楚国不用伍子胥而被打败，吴王阖庐用之则称霸诸侯。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仇，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秦国不用叔孙通，项王不用陈平、韩信，而皆灭；汉则用之而大兴。同样的人才，用之则兴，不用则亡，真可谓“失贤者其祸如彼，用贤者其福如此”。这样的事实，就像黑白两色对比鲜明，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越是推崇、渴望、追求人才，人才就会越来越多，所谓“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越是闲置、埋没、弃用人才，人才就会越来越少，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春秋时期，齐桓公问管理马厩难在哪里，管仲回答：傅马栈最难。傅马栈就是编排供马站立的栅栏，这有什么难的？管仲不愧为一代名相，其中寓意颇为深刻：第一块木料选得直，后面的木料就直。选人用人也是如此，用一贤人就如同立起“第一块木料”，树立了标准和导向，就会形成“磁场效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最终见贤思齐、群贤毕至。反之，用人不当、奸人当道，就会产生“破窗效应”，最终“明珠弃在野”“英俊沉下僚”。

强国强军，要在得人；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以识才的慧眼发现人才，以容人的雅量吸纳人才，以爱才的诚意团结人才，以用才的胆识激活人才，为党荐才、为国储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会天下英才聚神州、千里马竞相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