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每当听到《天下乡亲》这首歌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铁道兵烈士武增宽和他老父亲的面容。

1976年2月，我们神木籍的200名青年应征入伍，所属部队为铁道兵第6师。记得分兵是在吐鲁番戈壁滩上的一个兵站，风刮得连眼都睁不开，战友们泪眼婆娑，挥手告别。一路扬尘越过天山，我们来到部署在和静从沟口到巴仑台一线约50公里的施工线上。

在我的印象里，武增宽很朴实，对自己要求严格。由于出身贫困农家，母亲早逝，他养成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格。记得新兵团有一次开座谈会调查新兵思想状况，谈到伙食问题时，和我们一批从关中平原入伍的新兵意见很多。领导解释说，到老部队后条件就好了。武增宽很憨厚地说：“一天三顿馒头管饱，还要怎么好？”神木籍的新兵也纷纷说，没当兵前，过年家里才蒸白面馒头，还分着吃呢。请首长放心，这儿伙食不错，吃上一年也没问题。散会后，新兵团王舜邦政委当着带我们来开会的胥炳烈指导员，表扬我们几个神木籍新兵觉悟高。

新兵下连后，我和武增宽不在一个连队。我在团部勤务连做测绘，他在11连架桥。因为交通不便，他偶尔来团部时，会到连里来看看老乡，见个面。闲谈中得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正积极要求进步呢。

此时正是草长莺飞、花开叶绿的季节，我们的欢声笑语荡漾在青山绿水间。年轻士兵光荣的梦想、建功立业的豪情和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变故发生在1976年9月21日。这天上午，武增宽外出执行任务，搭乘我们团的一辆卡车，没想到途中出了车祸不幸牺牲，年仅19岁。

武增宽去世后，鉴于他因公牺牲和生前愿望，26团党委追认其为中共党员，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其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武增宽烈士被安葬在卫生队旁的墓地里。

之后，团政治处王主任把我叫去，说组织上决定派11连指导员温海明带我去陕北神木移交烈士遗物，协助地方政府安抚烈士家属。王主任心情很沉重，反复嘱咐我们要按政策做好抚恤和善后工作，把烈士遗物带全，并特意交代路途遥远，多带一点路费。

温指导员是辽宁海城人。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团里很有名气，是我们这些年轻士兵心目中的榜样。从天山深处回陕北几千公里的路上，指导员向我了解陕北的风俗和人情，包括对长辈的尊称等等，还让我想想家属会提出哪些困难，会提出什么要求。我知道，他是在为做好抚恤工作做准备。

我们到达神木县民政局后，梁怀珍局长接待了我们。他热情地说：“神木是革命老区，有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请部队的领导放心，政府一定把烈士家属的抚恤工作做好。”

安排我们住下后，梁局长又叮嘱我说：“去武增宽烈士家时，把你爸也叫上（我父亲乔士力1947年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时任县医院副院长），再把抢救药品带上，防止烈士家老人出意外。”

次日晚上，梁局长带我们一行到达离县城一百多里的中鸡乡，一到乡里就召集开了会，就县乡两级的抚恤做了安排。

散会后，中鸡乡政府的通村大广播响了：“在活鸡兔煤矿干活的武增胜，你家里有事。请你连夜回家，连夜回家！”那时乡下通讯不便，喇叭叫人是常事。武增胜后来说，他夜里回家，看到家里人都好好的，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天明看到远处有穿军装的人往山上来，他就心慌了，心想果然是增宽出事了。

那天上午，梁局长、乡里焦书记带我们一行来到阿包墕村武增宽烈士贫寒的窑洞，见到了他的家人。面对摊开在炕上的两大包遗物，烈士父亲武无芳强忍着悲痛，用粗糙的大手一件一件抚摸着，眼泪无声地滴在烈士生前穿过的军装上。只是在把武增宽用过的一方枕巾捂在脸上时，他才撕心裂肺地哭喊出声：“我的儿哇……”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当梁局长、焦书记和指导员再三询问烈士家属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烈士的老父亲擦干眼泪，坚强地说：“孩子是参军牺牲的，和战争年代的烈士一样受人敬重。南疆的铁路还没修完，你们回去后看部队上能不能叫他兄弟去一个替他修完这条路。别的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闻听此言，指导员站起来给老人敬了个军礼，他上前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环视武家年迈的老奶奶和简陋贫寒的家，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午，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围了一窑洞。乡亲们纷纷称赞武增宽是好后生，被追认革命烈士是全村人的光荣。村支书当即叫人杀了队里的一只羊，代表全村父老替烈士家人招待增宽远道探亲的战友。

当晚，指导员和我留宿在武家，同烈士父亲和家人拉了一晚上的话，一夜无眠。次日临行前，指导员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他们的生活太苦了，抚恤金又不多，老奶奶看病也需要钱。咱俩把多带的路费和手上的钱、粮票都给武增宽的老奶奶留下吧。”我眼圈马上就红了，默默掏出自己不多的津贴，塞在指导员的手里。

下山的路上，指导员和我不停地回头。望着远处山坡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烈士父亲和全村的乡亲们，泪水一次次地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淳朴的乡亲们同那沉默的黄土高原站在一起，永远地刻在我的心中，高天厚土，血脉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