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晋北大地，漫步大同古城，本为探幽寻故。却不承想，一头撞进了古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都”，进而发现，“改革”这个汉语词汇，竟亦是从斯地肇始。

大同，春秋之“代”地，北魏之都城，辽金之西京，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夜宿昭君出塞曾停辇弹唱的老店客栈，晓登绝壁飞梁危楼倚天的北魏悬空寺，远眺奇构凌云斗拱层叠的辽金木塔，两千年历史的气脉，似乎就在这一朝一夕的鼻息吐纳之中。

此地别致迥异处，在其文明的多元。从地理环境来说，大同可耕可牧，自古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豪放的草原风和深邃的中原风接洽成型，大同地区的社会文化胡汉杂糅、兼收并蓄，勇健与儒雅交织、彪悍与文雅并存，写下了中华文明史中色彩殊异的一页。

信步大同城下，几段残垣刻意裸露，墙体上霜风蚀刻的深沟浅隙，仿佛是历史肌理的褶裥。我于探寻中无意有了一个发现：中国历史上两次与衣服有关的著名改革，竟然都与这里有关。

一次，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在公元前307年。此前，赵国北略中山之地，“遂之代”。“代”即今大同之地。

一次，是北魏孝文帝禁胡服，时在公元493年。此时，北魏都城自平城南迁洛阳。平城亦大同。

时隔恰800年整，同一片土地，同为“革衣服之制”，两位君王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一位是汉族国君，力排众议褪汉服、易胡服；一位是北族国君，毅然决然禁胡服、易汉服。

历史巧合惊人。

可不要以为，衣制之改真的只是改服装这么简单。衣着服饰与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紧密相关，“易服色”是改朝换代的象征，和“改正朔”一道被视为关系国运的大事。实际上，正是由于赵武灵王改汉族传统服装为胡服，而胡人服饰多为动物毛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可见，以革服之变为表征的改革，其涵盖之广博、影响之深远。

“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大同历史上的这两次“变装”，也都是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胡服骑射，首先是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易胡服，将宽衣博带换成短衣窄袖，便于作战；习骑射，组建骑兵，学习弓箭等武器作战技能。胡服骑射，使赵国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在当时的列国中形成了巨大的军事优势。

孝文改制，更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革新。他不但禁胡服、穿汉服，更将都城南迁洛阳，提倡说汉语、改汉姓，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皇族拓跋氏带头改姓元氏，他自己也从拓跋宏变成了元宏。这一系列措施所统称的“太和改制”，可谓全盘汉化。

大同之民，既经汉服易胡服，又历胡服易汉服。两次革服之改共同推动实现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以大融合为基础的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熔铸成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和革新的精神基因，创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辉煌。

无论是武灵王还是孝文帝，改革之初都遭遇到来自保守势力的强大阻力。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资治通鉴》记录当时的舆论态度用了5个字：“国人多不悦。”对胡服骑射的最初反响，《史记》也是用了5个字：“群臣皆不欲”。面对众多反对声音，武灵王也彷徨过：“世必议寡人，奈何？”也在意舆论：“吾恐天下笑我。”然而，他们最终无顾天下之议，以“利其民而厚其国”的实事求是态度，以“不和于俗、不谋于众”的气魄决心坚决推动改革。

胡服骑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化的改革；孝文改制，则可谓古代中国最彻底的一次服饰习俗改革。两次衣制之改，表面看背道而驰，内里则精神同一：都是以改革为手段，最终指向实现增强国力、富强国家的目标。

两千年，弹指间。此后的中国大地，不断上演改革开放则兴、封闭僵化则衰的历史活剧。

今天，历史的坐标定位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就在本文构思之时，由大同东南向1200余公里的上海，一场盛况空前的展会刚刚落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彰显中国主动开放的诚意与担当。

“潮自东方起，客从海上来”，来自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逾40万中外客商云集，共襄盛举，求合作、共分享，何其壮观！何其鼎盛！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时空交错间，人类社会进步的逻辑隐现。面对新的时代之问，中国领导人的回答坚定而自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脚踏大同之地，心怀大同之梦。登临大同城阙东南角楼，遥想风烟两千里外那场万商云集的盛会，耳边回响起这样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