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听声音感觉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姐。她的语气显得很激动，一开口就说找我找得好辛苦。

我有些疑惑，问她：“您找我有什么事？”

她问我记不记得一个名叫苏本桥的人。好熟悉的名字！我听了心头一亮。苏本桥是一位老红军，在我的《罗霄山之子——记幸元林将军》一书中出现过13次。可惜，他已于80多年前牺牲了。

对方告诉我，她是苏本桥的侄女，正在收集整理伯父生前的经历和故事。

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苏本桥，祖籍湖南，同幸元林、吴烈都是安源煤矿工人子弟，是发小，后来三人进厂当了工人，又是好工友。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一纵队到安源煤矿扩红招兵，三人一合计就当了红军，那一批参军的青年工人有一千多人。入伍后，三人都分在第一支队特务连。三人中苏本桥文化相对高一些，当了文书。由于战斗频繁，人员常有调动，三人后来就分开了。根据幸元林生前回忆文章记载，苏本桥于1934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过了没有多久，苏大姐果真出现在我面前。她看上去有60多岁，精神饱满、性格开朗。

苏大姐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家就离开了安源，几经搬迁，最后回到祖籍湖南定居。新中国成立伊始，爷爷苏月华四处打听当红军的儿子的下落，苦苦期盼了几年，既未等到人归，也未拿到烈士证。老人知道凶多吉少，哭瞎了双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样一来，寻找亲人下落的重担就落在她的父亲苏本石肩上。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本石先后与在新疆工作的幸元林和在北京工作的吴烈取得了联系，得知自己的哥哥早已牺牲，他悲痛万分。可正在苏本石为哥哥申办烈士证的时候，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来了，苏本石本人也受到冲击，带着万般的无奈去世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大姐与幸元林取得了联系，幸元林在给她的信中寄托了对牺牲战友苏本桥的无限怀念之情。

2012年，苏大姐和丈夫收集伯父事迹时，在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书，见书中多次提到大伯苏本桥的名字，十分激动。根据书中的线索，他们去了原中央苏区的吉安、赣州、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寻找伯父战斗的足迹，以求证其牺牲时间、地点等细节，多地党史办、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均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接待。

由于时间久远，查找工作极为困难，每到一处都是满腔热情而去，失望而归。但是苏大姐不气馁，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她。我想她那份柔中带刚的坚毅和执着源自浓浓的血脉之情。

有一位资深的党史工作者根据苏大姐提供的资料推断，苏本桥牺牲前可能是团级干部，这个级别的干部在过湘江时牺牲者，都有记载。建议他们到广西全州去看看，也许能找到。于是苏大姐和丈夫又去了广西全州，参观了湘江战役纪念馆，向地方党史办的同志了解情况，依旧一无所获。

走访湘江战役旧址，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红军在此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损失数万之众，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地群众回忆湘江战役中“血染十里溪”的惨烈场面，悲痛地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讲述着那悲壮的一幕幕，泪水从苏大姐的眼角不停地滑落。红军将士浴血沙场的壮烈场景仿佛也在我眼前铺展开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令我深深动容。

幸元林生前曾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他所写的《安源工人革命斗争片段回忆》一文，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一书中，明确说到苏本桥已为革命献出生命。吴烈生前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他在自己的《峥嵘岁月》回忆录里，也讲到他与苏本桥、幸元林一起参军的经过。

幸元林、吴烈两人经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伤痕累累，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是九死一生，侥幸活了下来，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授衔时，均被授予少将军衔。要是苏本桥还活着，那该多好呀。我不能假设，他会被授予什么军衔，但起码一家人战后能够团圆，对家人该是多大的慰藉啊。

我将自己在采访中所获得的涉及苏本桥有关情况都写了下来，并十分慎重地在出具的证明书上签名、盖章，希望能慰藉眼前这位老红军的后人。苏大姐说他们还准备再去江西赣南的几个县找找，兴许还会有其他的收获。

有一刻，我很想对苏大姐说，这条路走得太艰辛了，实在找不到，就放弃吧。可是看到她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去伤害这样一颗善良的心，淳朴的人多么需要阳光和温暖啊！

虽然寻访之路充满艰辛，但也伴随着希望和期待，苏大姐很快乐。她说将来自己不在了，女儿会接班继续寻找。那一刻，我的感动无法言说。我甚至有些悲伤，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我多么想再多给她点帮助，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她，更对不起在我书里无数次出现过的红军战士苏本桥。

平静过后，我又在想类似这样的事何止她一家啊！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岁月阻隔，多少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却被历史的风烟掩藏，至今默默无闻。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英雄。苏本桥的名字不仅深藏在苏月华、苏本石、苏大姐祖孙三代人的心中，也会继续在书本和人们的记忆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