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我所在的集团军奉命组建侦察大队，奔赴云南文山边境执行任务，时间长达一年。出征时我任师指挥组排职政工干事，归建后为侦察二连政治指导员。向边境开进时，道路蜿蜒坎坷。车队快到下金厂的时候，出现一段泥石流，前方有很多人在抢修公路。侦察大队副大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卢兴元让我下去了解情况。我找到正在指挥修路的下金厂区区委书记熊德安。熊书记说，县里已通知我们做好迎接准备，但不知来的是什么部队，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熊德安和下金厂区的党委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积极为我们当向导，提供帮助。有一件事情，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有一天，几个战士巡逻途中抓回来一只麂子，准备尝鲜。熊德安火急火燎地找到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一个猎人抓到一只麂子，送给他的女儿。女儿和麂子相依为命一起长大，但就在女儿要当新娘的前一天，麂子咬住女儿的嫁妆跑出家门。全家人十分气恼，一起出门去捉拿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追到了山腰，麂子不跑了，回头深情地望着主人。猎户一家回过头来，发现身后已是一片汪洋。原来，山洪暴发了。听了这个故事，我当即下令放了麂子。麂子在战士们关切的目光中一步一回头，消失在崇山峻岭间。

麂子，是当地苗家心中的神灵。在那段时光里，我们就像苗家敬重神灵一样敬重当地人民的情感。那里的群众也像保护他们的神灵一样保护着子弟兵。

这段难忘的战斗岁月，特别是和战友们一起在密林深处潜伏、一起迎接生死考验所建立的情感，还有同下金厂区干部群众结下的情谊，几十年来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间。中寨骑线点上的边关明月，标水岩上俯瞰的苍茫云海，巡逻途中战友们迅疾的脚步，行动归来时街道两边人们关切的目光，都是我脑海经常出现的画面。就是在那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水乳交融，什么叫军民鱼水情。

有一个我特别不能忘记的人，那就是原下金厂区的妇联主任罗金秀阿妈。因为不适应雨季气候，1985年春节后我患了感冒，一病就是20多天，感冒和疟疾并发，身体非常虚弱。那段时间，罗主任经常酿制米酒，放在炉火上烧得滚烫，给我喝了发汗。雨雾笼罩的日子，我基本上不出门，就在罗主任的家里，和她爱人时老师等人在火塘边烤火聊天。我们聊得很多，人生、战争、日子、边境的情况等。从1985年6月部队归建开始，我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很多作品都是以那一年的生活为原型。我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征服》《大路朝天》《走出密林》《请跟我来》等，那些作品，大都是在罗主任家里那盆火塘前播下的种子。

2014年7月，在阔别30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到文山。临行前，通过电话，我把我同罗主任一家的交往告诉了时任文山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边富斌同志。边副主任很快做了安排，等我们下了飞机，罗阿妈已经被接到了招待所。吃饭的时候，我喊着妈妈，给老人家夹菜。

那次回去，我还想寻找一个人。当年，我们在前线执行任务的时候，交通和通信还十分落后，那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特别是在雨雾笼罩出行困难的日子里，对于外界的讯息更是望穿秋水。那时候，从麻栗坡县城到下金厂区的山路上，经常能看见一个身穿破旧邮递员制服的老者，佝偻着腰，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当地群众和官兵对他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冯大爹。冯大爹来的那一天，就是下金厂区军民的节日。老人家很少说话，在邮政所小屋里，看着战士们急切的表情和喜悦的眼神，擦着汗，一脸憨笑。我们侦察分队有几辆吉普车，常常往返于县城和驻地买菜购物，途中只要发现冯大爹的身影，司机就会主动停下车，几个战士会跳下去，跑到山路上，把冯大爹和他的担子接到车上。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题目记不清了，好像是《子弟兵的亲人》。画面中突然出现一张熟悉的沧桑的脸，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冯大爹！县里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冯大爹的名字叫冯德聪，已在几年前去世了。我听了半晌不语，我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文山军分区安排我重返战地，并力所能及地帮我寻找当年并肩作战的地方同志。到下金厂区那天是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车子刚刚停稳，就见一个敦实的苗族汉子迎了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熊德安。老熊顾不上也舍不得把手中的香烟扔掉，顺势夹在耳朵根上，一把抱住了我的腰，我们一起笑出了热泪。吃饭时，老熊又给我讲了麂子的故事，问我记得不记得。我说我当然记得，我不仅记得这个故事，还记得发生在边境的许多感人的故事，还有长眠在那里的我的战友李军烈士。那条通向边境的标水岩羊肠小道，差不多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我们侦察兵的脚印。

有了第一次，就算开了个头。自从第一次重返文山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2014年11月，云南省文山州组织传承英雄精神活动，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作家被邀请参加。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史光柱、安子文、韦昌进、臧雷、胡国桥等英雄人物，能和这些同志相聚在老山脚下，我感到既光荣又亲切。行走在英雄的土地上，大家回忆起战斗往事，百感交集。

有一天晚上和朋友聊天，意外得知，文山州文学刊物《含笑花》当年曾经刊登过我的小说习作《远逝的岁月》，是一位姓万的编辑从当年的无数自然来稿中选发的。当天晚上，我见到了这位我首次见面的万老师。想当年，我只是一个部队基层的小干部、文学青年。万老师能从数不清的自然来稿中发现我的作品，并刊登在那一期《含笑花》的头条，让我很感动。要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上万字的小说。那天晚上，我和万老师虽然是初次谋面，但大有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

这一次旧地重游，还有一个意外的遭遇。在前往踩山坪看望老朋友熊德安的路上，路过云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站在一幢房子的门外，远远地注视着我们，这一幕突然唤起我的一个记忆。当年戍边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巡逻至一个叫月亮塘的村落，那里实际上就是一户人家，国境线以那户人家的房屋后檐滴水为界。我们到了那户人家，里里外外察看，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女孩牵着耕牛，停步在门前大约50米处，微笑地看着我们。那时是午后，阳光灿烂，女孩的身上银光闪烁，她那双美丽的眸子也闪着羞涩好奇的光。那天，我让车子停下，走到那个妇女的身边，说起30年前的那次巡逻，打听月亮塘见到的那个女孩。那个妇女毫不迟疑地说，那就是我嘛。30年前我家就在月亮塘，每天在中国吃饭，到对面国家的土地上厕所。这番话就像密语一样，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到当年。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女人的家，依然贫穷，更让我失落的是，她已不再是我们见过的那个美丽的而且在我们的想象中越来越美丽的苗族少女了。离开之前，我让陪同的同志把我们带去的很多物品留给了那位姓邓的妇女，留给了她失明的母亲和小孙女。车子启动之后，我回头张望，直到我们走了很远，那个妇女还在眺望，就像当年一样，就像雕像一样。看着视野里的远山，我在想，我的“房东”们至今生活还不富裕，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曾经沐浴过边境人民恩惠的军人，我是有责任的。

传承英雄精神活动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会议方要求我就文山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我欣然接受，并且言无不尽。在我眼中，文山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军事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我给文山的同志提了三条建议，主要是从加强当地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的。我由衷地希望，把未来的文山建成一座洋溢着少数民族风情的城市，把未来的老山建成一座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之山，把大山深处的村寨建成一处处白云深处的桃花源，少数民族人民快乐地生活其间。那天的发言，我说了很多很多。虽然有些建议不一定很快见效，但那都是我的心里话，是一个老兵对于这片美丽沃土发展建设的理想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