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常言，“无钱不聚兵”。自曾国藩创建湘军和袁世凯组建北洋军起，各派军阀都实行“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的募兵制。如湘兵月饷4两银，北洋兵月饷8块银元（折合5.8两银）。哪一派军阀若是能得到外国势力支持且占据富庶地盘，就能大肆招兵买马，甚至还能收买对方将领倒戈。翻看中国近代令人眼花缭乱的各派系混战史，在其背后操控的一只魔手就是金钱。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进行反清革命时，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缺乏坚决斗争的勇气，不敢触动外国在华银行和本国豪绅的钱庄。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一度声势浩大，在十几个省起义建军，但兵饷却成了头号难题。如湖南靠花钱募兵建起新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也满怀革命热情入伍当了二等兵，“一个月吃七块二”。这支新湘军仅有两个师，但兵饷依然难以维持，自然也无法开拔北伐。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向海外华侨筹得的钱款远远无法满足十几万江浙皖义军，各路官兵嚷着要发放欠饷，甚至还出现了哗变之危。孙中山打算批给安徽都督20万银元军饷，到财政部提款时才发现“金库仅存十洋”。辛亥革命之所以以南方革命党向盘踞北方的袁世凯妥协而告终，其直接原因就是南京政府根本筹不到钱。

此时的袁世凯则拥有国内装备最精良、兵力达8万的“北洋六镇”（“镇”后改称“师”），北洋军能南下攻下汉口、汉阳并威胁武昌，就在于兵饷和武器供应充足。西方列强看中这位“北洋强人”，其在华银行及由其掌控的中国海关只向北洋军拨款，而拒不承认各地起义政权。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后，又求得五国银行2500万英镑（折合2.4亿银元）的“善后大借款”，有充足的财力在1913年挥兵南下消灭革命党剩余兵力，迅速扑灭“二次革命”。不过“袁大总统”虽一度在名义上号令全国，但实际只控制了北洋军占据的几省，而无力担负其他军阀的军饷，其他省份依然处于自筹兵饷、拥兵割据的状态。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出现分裂，全国形成众多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的局面。在如万花筒般变幻的政局中，东北、江浙、广东三地的军阀财力雄厚，同时又勾结列强购买武器，进而最为强势。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开始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广东得到大发展，其重要财源是苏联的援助。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中国革命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时所用的250万银元，便是由苏联运来煤油在广州拍卖所得。1925年夏，国民政府将所辖各部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军又得到了苏联的经费和武器支援。据估算，国民党广东政府在实行“联俄”政策后的三年间，共得到苏联财政援助2700万银元。而在北方宣布进行国民革命的冯玉祥部，也得到了苏联供给的价值1000万银元的武器和相关物资。相比之下，当年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则要少很多。

北伐战争期间，代表豪绅利益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1927年初春，背后由美英撑腰的江浙买办财团代表虞洽卿到达南昌同蒋介石商定，可向蒋提供6000万银元作为兵饷和建立南京政府的费用，交换条件是反共反苏。是年3月，北伐军进占上海、南京，4月间，蒋介石就发动了屠杀共产党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驱逐了苏联顾问。在1927年至1931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之所以能够打败其他各派，成为名义上统辖全国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他有最多的钱来养兵、购械和收买人心。而当时作为蒋系势力老巢的上海，全市的财政收入就相当于南方十几省的总和。

近代新旧军阀以金钱操纵的战争，到头来不过是上层权力交替的游戏，并不能解决旧中国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以“打土豪分田地”取代了募兵雇佣制，从而建立起一支不发饷的新型人民军队。正是这一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并把黑暗的军阀政治最终扫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