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军医，可自打穿上这身白大褂，却没见过血。
对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来说，这或许是件很失败的事。可如果在“医”字前加一个“军”字，其中的味道就更复杂些。
2015年，我从医科大学毕业了。在老师同学不解的目光中，我选择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在白大褂下衬上了一身迷彩色。还记得，离开校园那天，导师塞给我一枚“玉壶”小挂件。我有些愣神，还没等寻思过味儿来，导师已转身走出了欢送的人群。
如今，那枚小小的“玉壶”就留在我的身边，时刻提醒着我作为医生的职责和博爱，可小小的“玉壶”哪里会懂得我的无奈。我是一名基层卫生队的军医，更多时候扮演的却是战友口中“开水大夫”的角色，看得最多的病是感冒发烧，开得最多的药是正气水和筋骨贴。作为医学院高材生的我，每每只能开些“万金油”处方，着实有些郁闷。
几天前，大学同学老徐在校友微信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老铁们，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用哪条血管十年内通畅率更高啊？”“胸廓内动脉吧，不过这条血管不长……”听着这些曾经虐我千百回的术语，如今却变得如此陌生，心里猛的一惊。我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和鼻尖上渗出了汗珠。我索性关掉手机，躲到了隔壁的房间里。
黑暗中，我独自抚摸这枚质地温润的“玉壶”。直至它被我搓得滚烫，我仍旧没能从那份失落中缓过劲儿来。这时，一束光从门缝里挤了进来，是老许推开了房门。他是队里年龄最大的军医，和我坐对面桌。他语气和缓但却坚定地对我说：“你得知道，你和普通的医生不一样。”
可是，我们的不一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曾想做一名能穿梭于硝烟与战火中的战地医生，或是忙于手术和会诊的全科大夫，却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战友口中的“开水医生”。那一晚，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想明白……
转过年来，在军改大潮的推动下，部队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卫生队变成了卫生连。我们不仅是每天值班坐诊的医生，更是战场上战友生命的坚实防线。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其他同学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我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理会了。可我还没有想清楚老许口中这“不同”的意义，说到底还不都是救死扶伤嘛。
今年五月，我随部队参加了年度红蓝对抗演习。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也是让我惴惴不安的时刻。因为面临着太多的考验，尤其是预想不到的突发状况。
那天，我被配属到时空基准队保障测绘任务。刚吃过早饭，迎着被雨水洗刷了一夜、格外清澈的蓝天和晨光，小分队出发了。到达任务区后小分队便开始了忙碌。由于测量点位极为分散，分队人数也不多，布置任务后战友们便散开了。我跟着队长老张，在各个点位来回穿梭着，一路上老张向我讲起测绘兵的点滴故事。伴着密林里清脆的鸟鸣声和随风跳动的叶影，我感到了久违的舒畅。
太阳渐渐绕过了我们头顶，向大山的另一侧滑去。叶子跳得累了，鸟儿的歌声渐渐停了。老张看了看手表，已经是18：05。“所有人员B点集合。”不到20分钟，战友们陆续赶了回来。天色渐暗，大家赶忙清点器材准备返回驻地。
“不对！怎么少了一套经纬仪？”老张质问道。老耿急得一拍脑门，“哎呀，那东西被我落到山口的点位上了。”大家看到老张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去把它取回来！”老耿的那句“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向点位跑去了。“队长，我跟着一起去吧。”老张点点头，我迅速抓起一个头灯朝老耿跑去。
老耿干测绘这行差不多十年了，他承担的测绘点位是难度最大的。一路上我努力地跟上老耿的步伐，但山势一路向上，再加上天黑，我和老耿踉踉跄跄，几次被横生的荆棘绊倒。他仍没有减慢步速的意思，我只能艰难地跟在他的身后，又听到他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远。
突然，我听到前方传来一声闷响，随后是灌木丛异样的摩擦声。我戴上头灯加快步速向前方赶去。只见一块凸起的山石旁，灌木丛有新鲜折断的痕迹。视线尽头竟是一个落差近5米的小断崖，老耿正在崖底痛苦地呻吟。
我赶忙从山丘侧面绕到崖底。老耿瘫坐在地上，脸上布满汗滴。“不行，两条腿都动不了了。”大致检查后，我立刻做出了判断：双腿骨折。“还好其他部位没有受伤。”可接下来怎么办，我俩都傻了眼。由于出发匆忙，他忘了带对讲机，我忘了带药箱。
骨折的伤者必须立即固定，否则搬运回去的路上还会造成二次伤害，况且现在还无法断定他骨折的程度。我俩无助的眼神相撞，透过头灯的强光，我看到他眼神中的恐惧、焦虑，还有信任。
“我一定带你回去！”我返身跑到树林中折了几节结实的树枝，又解下他战靴的鞋带，为他做简易固定。然后，我背着他绕出山崖，往B点走去。
“唉，都怪我今天大意了，怎么把仪器落在那了，又害得你跟我白跑了一趟……”我能听出他的歉意，甚至他连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每次吸气都增加了自身的分量。可老耿的确壮实，还没走出多远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天空中的点点星辰，很亮却很渺小。光影的交错里，我仿佛看到了军医老许的身影：
老许的这身白大褂已经穿了18年了，可他却并非是医学专业科班出身，年轻时参加过几次卫训后就仓促上岗了。我刚到队里时，老许总爱找我聊天，他说他其实特别羡慕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高材生，可老许也有让我不可企及的经历。
2008年，他跟随部队参加过抗震救灾任务。当时他所在的小组正在一处废墟搜救幸存者，战士小王已经潜入废墟近一个小时了。可废墟内情况复杂，发力空间小，无论小王如何用力，幸存者始终卡在两块水泥板之间无法动弹。突然，一阵天摇地晃，刚凿开的洞口又被落下的废墟掩埋。余震过去，战友们冲上废墟拼命挖掘洞口。可无论战友们怎么挖，怎么喊，就是听不到小王的应答。
第二天凌晨，当挖掘机剖开洞口时，战友们奋力把小王从废墟中“剥”了出来，可他已是全身冰凉。老许疯了似地冲上来，一把握住小王的手腕，可无论怎么摸就是摸不到他的脉搏。老许耳朵紧紧地贴着小王的胸口。整整一分钟，在场的人屏息凝神。最后，老许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会的。他昨天还找我要了盒感冒药……”
我继续走，背上的老耿发话了：“你放我下来吧，我伤的不重，能走。”“你走不了！”我坚定地回答。他执拗地要下来，我却死死地扣着他的腰带坚决不放。
这段路注定是我有生以来走得最长的路，长到我已经丧失了对累的概念，长到汗水已经把我“淋”成了落汤鸡，我想老耿也一定能感觉到我浑身的颤抖。
焦渴和恍惚中，我似乎明白了老许口中的“不同”。当我把骨折的战友捆到背上而后一路向前挣扎时，我的脊背是炽热的。拯救生命需要凭借医术和经验，而我除此之外，可能还要用上自己的生命。
当我挣扎着把老耿送到B点时，几乎累到虚脱。我注意到裤腿不知什么时候被树杈划破，小腿已被荆棘刺得血肉模糊。这是我穿上白大褂以来第一次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