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讲真话是共产党员的应尽义务，必履之责。道唯阿之言，谁人不行？怕惹火烧身，怎称先驱？

《瞑庵杂识》中记载，道光年间深得皇帝倚信的大臣曹振镛，琐鄙无能，晚年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振镛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这样形容清朝官场积习：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在这样的环境下，为官者的主体难免是“琉璃蛋”“官混子”。1851年4月，曾国藩上书朝廷《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陈如此下去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

与之相反，言人所不敢言的为官者，无不在书写着自己卓尔不群的风采。西汉时期汲黯死节守义，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即使窦婴失势也敢为其说话；东汉刘毅整肃京师官场风气，不正派的官员望风辞职，即使太子不敬，也敢正色纠正；宋代王禹偁生性刚直，以至于宋太宗为此提醒宰相们说话办事要谨慎。这样的言议切直，虽然会招惹是非，然而正是因为这些敢言之人的激浊扬清、力挽狂澜，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正义涟漪才此起彼伏、绵延不断。

敢讲真话是共产党员的应尽义务，必履之责。道唯阿之言，谁人不行？怕惹火烧身，怎称先驱？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讲了真话，被错误对待，妻子问他：“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讲呢？”张闻天说：“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饭吃啦！经济再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怨无悔。这样的敢言负重，“比整个世界的重量还要重”。

不敢言，就会不敢想、不敢做。然而现实中总有个别人知之而不为之，充当了不敢言的角色：有的谨于小而忽于大，乐于“矮子看戏”，做“传话筒”“收发室”，奉行“上级说啥我说啥”；有的前怕狼后怕虎，信奉明哲保身那一套，凡事不问是非，睁只眼闭只眼，即使“针尖大的窟窿”也不愿去堵……长此以往，头脑里有的全是立不起来的“空袋子”，于国于军又有何益？生活在政治清明的新时代，坚持真理、勇于负重、敢讲真话才是正道。

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党员干部只有敢于言实情、讲真话、提建议，为国为民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能不辜负组织信任和人民期待，当好新时代的“劲草”和“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