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巨著《康》《雍》《乾》，人间再无二月河。”当代著名作家二月河因病突然离去，让广大读者在深感遗憾的同时，对他的多达50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六卷）产生了新的阅读兴趣。如何解读和评价三部作品，它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何在，应当如何认识三部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都将贯穿到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之中。因此，弄清上述问题，对我们认识作家二月河，阅读和理解他作品的深层内涵是大有禆益的。

爱国主义的文学表达

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作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追求等主观思想的文学活动与表达。即使思想内容再曲折隐晦的作品，也都是作家思想活动的外化产物。作为一名出身军人家庭、又受部队十年培养的转业军人，二月河在他的创作初期就把作品的思想定位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面。当年，他把《康熙大帝》的主题概括为四个字：“爱国主义”。他说：“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种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

一个时期以来，二月河作品在思想内容的表现上存有较大争议。诚然，在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统治中，清朝画上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句号。由于晚清统治者的无能，致使中国历史跌进了“血和着泪竞淌”的近代社会。对于民族衰落的感慨，对于丧权辱国的耻辱，晚清成了一个集中清算的对象。但在二月河的眼中，清代的统治阶级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后期，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辉煌——一个生机勃勃的部落长，以十三副甲起兵，统一了诸部落，与大明王朝争雄；他的孙子、曾孙、玄孙们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给苦难深重的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与安定，也即历史上有名的“康雍乾盛世”。作者以客观、历史的态度，承认清朝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规定，无疑是一种更加开放、科学、先进的创作理念。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民族融合，游牧民族主动融入中原文明，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在对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问题上，由封建正统观念引申出来的“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朱明正统论），乃至“民族正统论”，仍然在历史学界和文学创作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孔子所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与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便是这种思想的根源。诚然，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们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旗号，在推翻清朝封建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不能用更加开阔的视野与理念看待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与发展，不能从正面积极肯定“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重要作用，至少所持的态度不是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二月河作品所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是落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代表。对此，作家二月河是有清醒认识的。理解了这一道理，我们就能理解当初二月河在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定位时所说的那句话，这也是二月河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的原因。所以，不顾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将狭隘的民族主义任意放大，是我们在阅读历史小说时所要摈弃的先入为主的思想。

艺术真实下的历史真实

二月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谈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谈历史小说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反映到具体创作中，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与“小说”的关系。鲁迅先生在谈及历史小说的做法时，曾将它分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两类。鲁迅作为我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大家，他对历史小说的分类法也是历史小说的两种基本创作方法：前者更注重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结构故事，注重史料的可信与考据，力图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后者则更注重作家自我内心对历史的感受，或“只取一点因由”，以“六经注我”式的写作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各种创作思潮，二月河的创作就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形势下开始的。在小说的审美追求方面，它与时代的思想同步，又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具体讲，在对待“历史真实”的态度上，二月河历史小说继承了历史小说以考据、实证等“正史”资料为依据的纯历史小说的基本品格，使小说表现出纯历史小说的严肃性与历史可信性，却又不为“正史”资料所拘囿，在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描绘上敢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重构力，真正描绘出作家“我心中的历史”的历史基本形态。由此，作者为读者演绎出了“康雍乾盛世”130多年的历史。

二月河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描绘所持态度是严肃谨慎的，他严格按照“正史”资料进行书写与描绘，注重考据与实证，力求做到“书必有据”。比如《康熙大帝》中的智斗鳌拜集团、平定“三藩”之乱、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的斗争，以及《雍正皇帝》中的九王夺嫡、清理亏空、摊丁入亩制度、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西南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清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措施，作品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与展现。作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对提高小说的“纯历史”品位不可或缺。

其实，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所谓“书必有据”，往往是作家一厢情愿之谈，它只能说明作者的一种创作态度，而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全部。即使是严格遵守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史料书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带有爱憎好恶。事实也证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忠于历史的真实，处处“悉遵正史”“考核甚详”者，成功的范例是很少的。因此，二月河在谈及《康熙大帝》的创作时戏用《红楼梦》术语，称其为“真事不隐，也要假语村言”。他说：“我觉得最难办的是实写与虚写。太真，便像一枚意大利金币，干黄枯，而写得太假也未免招人非议。于是，我采用了‘真事不隐，也要假语村言’的用笔原则，庶乎使它同时具备‘历史’和‘小说’的双重特性。”

二月河的这种创作理念或许正是他小说的吸引人之处。作为一个研究清史多年的《红》学研究者，二月河在创作之初就深得《红楼梦》的成功秘诀，在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小说世界里自由驰骋，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在尊重历史却又不拘泥于历史的情况下，用艺术的眼光与手法对历史进行合理的虚构与想象，为读者构筑了一方波谲云诡、错综复杂却又引人入胜的“历史”之域。

雅俗共赏的平民意识

在当代小说创作界，如果只有一位作家声称是为大众创作的，那一定非二月河莫属。他在谈及历史真实与个人创作原则的关系时称：“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如果必然要得罪一边的话，我得罪资料，在不违背大的历史史实的原则下，那些小的历史史实我并不拘泥，因为我必须讨好我的读者。”可见，二月河的创作始终与读者的兴趣好恶紧密相连，作品带有强烈的“平民化”特点，通俗的色彩很浓。他的“必须讨好我的读者”的创作观也包含有通俗的因素，是其创作“平民意识”的体现。

那么，应当如何“讨好”自己的读者呢？就历史小说本身而言，读者的阅读目的更多的还是从作品中了解当时历史的脉络走向，以及自己感兴趣的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应当承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小说一直肩负着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增强大众历史观念的任务。人们的历史知识往往不是通过《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这样的正统教科书获得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民间故事、民间曲艺以及通俗小说获得的。对此，二月河是深解其中三昧的。“宫廷秘闻，帝王行止”，历来都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关注的热点。创作伊始，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二月河便倒向了大众的一边。

金圣叹在评介《水浒传》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认为作家要写出好作品，必先“十年格物”。二月河在创作之前有着近20年的读书储备，40余岁才开始创作的他终于找到了知识储备的展示平台。他在以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小说总脉络的创作中，充分发挥他20年格物所得，为读者奉献了一场丰富的知识盛宴。其实，二月河历史小说最撩人兴趣的，同时也最值得被人称道的，并不是他在作品中为读者展示了多少历史的真实，或者他在历史研究中有了哪些新的突破或发现，恰恰是那些为所谓“正史”所不屑一提的大俗的东西。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医学、棋艺、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宫廷生活知识、文坛奇闻轶事、插科打诨等知识性、趣味性知识的全方位的掌握，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甚至作者也自称，写到有趣时自己也会莞尔一笑。

其实，历史小说的“雅”与“俗”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没有“雅”的因素支撑，文学或将走向“恶俗”的深渊；同样，过于追求“雅”而忽略了“俗”，文学或只会成为少数人的享宴，就失去了它的大众娱乐性。我们肯定二月河“讨好读者”的创作理念，并不意味着否定作品“雅”的存在，而是在探究他作品受大众喜爱的内在原因。这种所谓的“俗”，正是由他将大众读者视为作家衣食父母的平民意识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