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高位，手中的权力、拥有的资源、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似乎以前做不到的事成了“举手之劳”，以前享不到的福现在“张嘴就有”，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目眩”，让人产生非分之想。

关于做官，晚明文人王思任有一番绝妙论述：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历过艰难，闪跌几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险何以剔人，幽奇何以快人，转折何以练人。这番话道出了历练之重要、居高之不易，读来颇有深味。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一个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职务上的提升，本无可厚非，但必须坚定勤政、务实、为民的原则。如果将职务提升与人生“高处”划等号，就会目标错向、追求畸变，脚下发虚踩空，甚至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吉安侯陆仲亨，曾被朱元璋称为“初起时腹心股肱”。他南征北战、功勋卓著，平定叛乱、声名显赫。然而，封侯之后，陆仲亨却被胡惟庸等人拉拢，窃权弄柄、勾结祸乱，最终被家奴告发，落得个诛身抄家的下场。细心的朱元璋观察过陆仲亨，他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种忧，就是失足之后的担惊受怕。

谦与骄相对。春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数朝元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刻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官越大越加谨慎、姿态越低，连走路都靠着墙边走，正考父在任上如履薄冰、克己奉公，因而政绩斐然、政声大著。他留给后人的这张“自画像”，不啻为做人为官的好模样。

“人生极难处分者，惟得志时事耳。”置身高位，手中的权力、拥有的资源、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似乎以前做不到的事成了“举手之劳”，以前享不到的福现在“张嘴就有”，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目眩”，让人产生非分之想。“夫侥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谀者，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端正权力观，头脑很清醒，才能守住本分、尽好本职。否则，就会做出错误选择，直至失足摔倒。历史上，因擅权跋扈、利令智昏而饮苦遗恨的，又岂在少数？

《战国策》中记载，魏公子牟游历完秦国，临别之时赠言应侯。他说，贵位与财富并无必然联系，而财富却送上门来；财富与美食佳肴并无必然联系，而美食佳肴却自然到来；美食佳肴与骄奢并无必然联系，而骄奢之心潜滋暗长；骄奢与死亡并无必然联系，而死亡却如影随形。公子牟描绘的这幅陷落轨迹图，有着深刻的现实警示：在领导岗位上，必须远离不该有的东西，以免往错误的方向越滑越远。

老百姓教做官，是我国吏治文化中的一个特色。孙叔敖被任命为楚国宰相时，官吏和百姓纷纷前来祝贺，一位老人却穿着丧服来了。孙叔敖接见了这位老人，他说：“楚王厚爱，任命我担任要职，大家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非有什么指教？”老人回答：“是的。有身贵而骄人者，老百姓就会抛弃他；位已高而擅权者，君主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者，祸患就会跟随他。”孙叔敖一听，肃然起敬，愿再闻教诲。

老人接着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谨守这三条就足以治理好楚国。”这番话，孙叔敖牢记在心。在任期间，他悉心国事、除患兴利，为百姓幸福、楚国强盛奠定了基础。孙叔敖劳苦功高，却一生清廉简朴，临终时连棺椁都没有。正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列在循吏中第一位。

“君不见华山绝径退之哭，高处须防一失足。”张景州《长歌行》中的这句话，深得讥讽之义，又是劝诫良言。领导干部肩有千斤担、行止是导向，与其在犯错之后夜不能寐、事发之后悔不当初，倒不如在岗位上时常回望初心、持续砥砺品性，始终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有担当，这样才能行稳致远，不负组织和群众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