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的魏征以敢于直言闻名。其实，魏征说话不仅直，而且真。细细分析他“数十万言”的诤谏不难发现，这些话句句都是大实话。

以魏征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说真话可能会掉脑袋。即使知道为何还要对皇帝直言真话？晚年，魏征说出了原因：“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李世民的“导臣使言”。

一个“导”字，道出了让部属说真话的诀窍。很少有人不愿意听真话，但为什么有时候听不到真话？毛泽东同志说：“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怪自己什么？怪自己不会“导”。

如何“导”出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招。比如，宋真宗的招就是通过重用说真话的人来引导。

晏殊14岁参加殿试时，见考题是自己刚做过的题目，这要是遇到别人，可能会心中乐开了花。可晏殊却请考官“乞别命题”。主持殿试的宋真宗知道后，“极爱其不隐”。殿试结束后，便命其在史馆任职。没过多久，朝廷下令允许官员们课余时间外出聚会宴饮。可晏殊从不聚会喝酒，有空就在家苦读。选太子傅时，宋真宗以“唯殊闭门与兄弟读，谨厚”为由，决定选晏殊给太子当老师。可晏殊听了这个理由后却对皇帝说，我不是不爱吃喝玩乐，只是“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更重用他了。

通过重用诚臣引导官员说真话，使宋真宗在位初期了解到大量实情，出台不少实策。著名宋史研究专家刘子健对宋真宗在位25年的执政评价是，“在位前期创造的‘咸平之治’，在于其重用了大量诚臣、贤臣。而其在位后期王朝的渐衰式微，与其重用王钦若、丁所等佞臣有很大关系。”

与宋真宗不同，齐威王“导”出真言的招是通过严惩说假话的人来督导。比如，他在发现“誉言日至”的阿城大夫给他说的话是假话虚言后，便“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群臣们见齐威王对说假话者如此痛恨，在汇报工作时都“莫敢饰诈，务尽其情”。

真话难免逆耳，敢说不易，肯听亦难。如果听到不中意的真话就“晴转多云”，或者做出更极端的事来，那只会使满嘴虚言者上位，敢于直言者噤声，甚至“导”出假话来，“导”出灾难来。

《吕氏春秋·壅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王听说齐国要进攻宋国，便立即派人去侦察。结果，宋王都以“虚军情，祸民心”为由，砍了前三个说真话的侦察兵的脑袋。第四个侦察兵见状，出去逛了一圈回来后对宋王说：“连齐军的影子也看不见，百姓十分安定。”宋王听了非常高兴，赏赐了他很多金银。结果没过几天，齐军便攻进城来，宋王也成了丧家之犬。

“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剑则士皆曼胡。”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想听真话、乐听真话、善待真话，就肯定有“导”出真话的真招。周恩来同志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时，对敢说真话的农民张二廷动情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好！咱俩交个朋友吧。”结果，乡亲们都对总理掏起了心窝子。彭德怀视察连队时，坐在马扎上跟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说：“彭老总是自己人，咋能不说心里话呢？”

曾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为“说真话有一定风险”。不少人在想说真话，尤其是说逆耳的真话前，心里都会打鼓：是否会让人不快？是否会产生误会？在担心和疑虑中，真话往往还来不及说出口，就已经被吞入了肚中。

由此可见，破解“真话困境”，首先要让讲真话者“免于恐惧”。“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如此对待真话，说话者才会直抒胸臆，才会“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

（作者单位：武警甘肃省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