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于物”不是对物的价值的质疑，而是对人的价值观的臧否。面对种种物之累、物之惑，有志男儿当记住黄遵宪的诗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

“应物而无累于物”，此为魏晋玄学家王弼之言，其人学问玄，可讲的道理却不玄——人可以对器物持有一些爱好，但不要受其束缚而成为累赘。其实，这种辩证法恰恰是我们中国人立身处世共识度较高的一个原则。以玉为例，在浸润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君子文化中，经济价值不菲的美玉向来就是一种标识，所谓“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另一方面，事关名节大义之时，“宁为玉碎”又是不二之选，否则就是“舍君子而为小人”。

任何商品都有两种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既然商品的价值就在于使用，那么，合法地拥有一些自己爱好之物，就是符合常识与道德的。通过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来创造个人美好的生活——这是工业社会有别于其他类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创造生活和耽溺物欲是两回事。佛教经典中有“浮木之喻”——可以抱着浮木过江，但不能舍不得撒手背着浮木走路。就如《周易》之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对某种器物的欣赏和喜好，与学识教养、情趣品味有关，而面对器物的止、行、动、静，却与“道”，即人生的追求和胸襟有关。

明朝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富足，“长物之好”风靡。“长物”语出《世说新语》，意为并非生活必需品的闲适之物。一部被称为“明代士大夫生活百科全书”的《长物志》应运而生。书中纤悉备具地记录了书画、舟车、衣饰、器具等12类器物。东西当然都是好东西，可经济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的过程未必能够创造美学品位，只是“反增俗态”地消解成为身份与资本优越感的竞技游戏。最为典型的是那个“暴发户”严世蕃，在“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后，也挟以行黩地搜罗字画书法，其目的仅为“斗侈耳”。究劾起来，当时种种社会弊端大都与奢靡的风气相关。

“累于物”往往体现于“炫耀性消费”中。提出这一理念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把“以得体的方式消费，以恰当的方式休闲”作为一种审美标准，这与王弼之说无疑是相通的。宋朝人算得上是“炫耀性消费”的典型了。譬如对香料的痴迷，女人就不用说了，男人簪花熏香亦是常态，城市里“尘土皆香”。南宋时进口“龙涎香”“蔷薇水”等香料的开销，竟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三成。反之，军士们的铠甲兵器却要自己花钱去购置……可郁烈的香脂气并没能挡住战火与马蹄，大宋江山浓艳的色彩最终凋落在凄凉的断壁残垣中。

1583年，西方工匠根据伽利略发现的物理“等时性”原理，发明了钟摆，使钟表计时的精确度进入到分秒必争的阶段。仅仅18年后，一座有伽利略式钟摆的大钟就成为紫禁城的新宠，可谓时尚矣。后来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带来各种器物，乾隆皇帝唯独对新款钟表把玩不已，尽管此时清宫已经“塞满了各种钟、表、报时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年后“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时发现，当时马戛尔尼送来的连发火枪、远程大炮等新式的火器，居然根本就没有拆封！封建皇帝的“累于物”给后人留下一段悲心彻骨的记忆，因为所累者，国运也。

说到底，“累于物”不是对物的价值的质疑，而是对人的价值观的臧否。面对种种物之累、物之惑，有志男儿当记住黄遵宪的诗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