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休所里的爷爷奶奶们都说，我的爷爷是一个传奇，可他从没给我讲过他的故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的胡子，因为我从没见过哪个人像他一样——爱惜胡子。

每天早晨，奶奶梳完稀疏的头发，爷爷总要瞅空偷偷拿起梳子，对着镜子梳几下胡子。奶奶一看见，就嚷嚷起来：“你这狼撵的，又用我的梳子！”奶奶是陇东人，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乡音依然浓重。

爷爷从嗓子眼里挤出声音，讪讪地说：“就好，就好。”奶奶立马就不吭声了。

一家人都不知道究竟。问爷爷，爷爷手一背头一低走开了；问奶奶，奶奶长叹一声：“唉！陈年旧事了。”

父亲从西藏回来，给爷爷带了一把小巧精致的牛角梳，笑着说：“这是专门梳胡须的，您以后不用和我妈抢梳子啦。”

爷爷摸着小巧的梳子，连连说：“这好，这好。”说着说着，眼里竟浮起了一层雾。

奶奶也动了情，说：“老头子，要随身带着哦。”

“那是一定的。”爷爷没有抬头。

一天在饭桌上，我看着爷爷的胡子，随口说道：“爷爷，您是不是变质了？”这话一出，爷爷和奶奶都冲我瞪大了眼睛。

“饭菜才会变质，我变什么质？”爷爷生气地用筷子敲了一下碗。

“您是军旅出身，要讲究军容风纪，不能赶时髦。”我义正辞严。

“小兔崽子，咋啦，我的胡子还让你闹心了不成？”爷爷猛地一拍桌子，转身走了。

奶奶皱起了眉头：“你这孩子，以后少提胡子的事儿。”

委屈的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原来，上世纪30年代，身为进步青年的爷爷加入了党组织，并受党的指派回老家教书，借以发展革命力量。

爷爷的父亲一听说儿子成了共产党，撅着胡子，拄着拐棍，要爷爷选择是要爹娘还是要共产党？爷爷沉默良久，最后给自己父亲磕了3个头，说：“大！您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吧。”爷爷的父亲嚎哭起来：“你这个狼崽子啊，我和你势不两立！”

从此，爷爷成了黄土高坡上的教书先生。爷爷经常站在高坡上，用俄文唱歌。乡党们听不懂词儿，但都爱听他唱。奶奶说，那是因为荒凉的地方，人穷得掉土渣渣，从腔子里吼出来的音符能让人精神。奶奶还说，她就是因为喜欢这歌喜欢上了爷爷。婚后，奶奶才知道爷爷唱的歌叫《国际歌》。

那年，爷爷拉起一支武装队伍，意气风发地说要蓄须明志。奶奶劝他说，留胡子显得老气。可爷爷却说：“为了乡党们，老气算什么。”

没多久，爷爷留了个纸条，悄悄地走了。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没有音信。有人说爷爷去打仗了，又有人说爷爷已经牺牲了。怀着身孕的奶奶不相信流言，一路乞讨，一路找寻，硬是把鞋走成了鞋帮子，终于找到了爷爷的队伍。

奶奶差点没认出眼前的爷爷。只见他缩在窑洞角落，目光呆滞，长长的胡子在胸前纠结成了一团乱麻。他不说话，也不吃饭，像丢了魂儿。

一问才知道，爷爷的确是带着队伍去攻打县城了，但遭到了国民党和地主民团的伏击。这支宝贵的革命武装几乎全军覆没，而伏击爷爷的民团指挥，竟然就是爷爷的父亲。

奶奶摸着肚子，对爷爷说：“你还有个后呀，那死了的战士很多都没有后了。”听了这话，爷爷捂着头痛哭起来。他疯了一样地拿起剪刀，一把剪断了胡子，把剪下的胡子生生地攥在手里，说：“我要留着胡子看到胜利！”

1949年的开国大典，爷爷和奶奶是流着眼泪“听”完的。奶奶问爷爷：“胜利了，还留胡子吗？”爷爷说：“留！为了铭记。”这一留，就又是几十年。

那个秋雨绵绵的黄昏，爷爷对奶奶说：“如果我走了，就把那个兜兜放在我身边。”

奶奶抚摸着爷爷的额头说：“你呀，壮得像个年轻汉子，咋会走呢？”

但是，爷爷真的走了。奶奶一边从柜底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字的布兜，一边哭着数落：“你这狼撵的，又一声不吭地走了。”

原来，惨败那年，爷爷把剪下的胡子装进这个布兜，并在布兜上密密麻麻地写下牺牲战士的名字。他边写边说：“这么多壮壮的火种就在这兜兜里啦。”之后，每场战斗前，爷爷都会把布兜上的名字吼一遍，好像点名一样。

“李丹丹？像个女孩子的名字。”抚摸着布兜上的名字，我说。

“那是一个会唱弦子的女娃子，为掩护你爷爷牺牲了。”奶奶长叹一口气，悠悠地说。

我把布兜紧紧抱在怀里，全身都有了沸腾的感觉。我仿佛看见——爷爷正在阳光下梳理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