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对于我和父亲有着特殊的意义。

1959年2月17日清晨，父亲与1500多名参加核工业建设的工友，乘坐专列离开上海火车站，向祖国西南腹地驶去。加入国防重点工程这支特殊的队伍，要经过组织上严格的审查。要求思想进步，出身好，技术精湛，能独当一面。父亲完全符合这些选拔标准，他还是上一年度上海市长宁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时年23周岁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具有8年工龄的五级木模工。从事核工业建设，就意味着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那可是与死神在战斗！可父亲并不畏惧，能为制造国家尖端武器出力，是他一生最引以自豪的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试爆原子弹。父亲回忆道：那天夜里，厂党委王书记激动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核武器，腰杆子就硬了。父亲和他的工友们都哭了，那是高兴的泪花，因为这里面有自己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9个月后，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座铀矿急需木模工，父亲又带着全家人来到了离伽马射线更近的地方，成为第一线的生产者。

父亲一到矿山，就连续奋战20天，出色完成了供水管道的模具制作任务，接下来的翻砂、开炉、浇铸都极为成功，从大江引水工程大功告成，终结了建矿两年多无自来水的历史。望着水龙头里流出的清纯江水，父亲开心地笑了。当年，父亲就被评为矿先进生产者。在以后的时间里，父亲20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单位以工作兢兢业业闻名。

我自懂事起，就知道这样一个再明白不过的戒律，再贵重的食物，只要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不能吃了，因为泥土上有伽马。人们谈到伽马射线，就像谈虎色变。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有毒、有害。家属和小孩都生活在生活区，从来不准进入生产区。我长到15岁入了团，当上班干部后，父亲很郑重地告诉我，我们这个矿山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你现在是大人了，可以告诉你，我们这里生产原子弹所需要的原料：铀。完成初加工后，再送走。

少年时代，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是第一届矿山子弟中学的学生，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名叫王守义的老技术员。他发现我在英语单词下面用中文注音，问我是谁的儿子？我回答道：父亲是二车间的工人，叫杨焕昌。他一听就肃然起敬地说道：你爸爸是一个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人，他的木模工艺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你要像你父亲那样敬业，学习英语不能怕困难，注上中文，怎么能读准音标呢？王老师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

1979年2月17日清晨，我与战友们来到了西南边疆，时年18周岁。这一天与父亲出征的那一天，正好整整相隔了20年。这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却是神圣事业的对接，是父子同心的见证，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这一天，我和父亲相隔千里之遥，当时我一心想着保卫边疆安宁，无暇顾及家人，可父亲却牵挂着我。他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我的情况。

退伍后，我来到父亲的单位，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核工业战线的新战士。有一天，我们几个矿山的第二代建设者去看望了第一任党委书记王治平伯伯。当我说到父亲的名字时，他突然站起来并紧紧握住我的手，问我父亲身体好吗，并说杨师傅是咱们矿里的大功臣。那一刻，我心中对父亲的崇敬又加深了几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4周年纪念日的那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决定，给长期奋战在国防科研试验第一线的6000多名军官、干部、职工颁发“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证章，以表彰他们做出的杰出贡献。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荣幸地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对于比金子还贵重的证书、证章，他爱不释手，像生命一样珍惜着。

经过工伤断指、肝病的折磨、恶劣环境的摧残，父亲可谓是九死一生。60岁那年，他患上了喉癌，经过手术切除了声带，命保住了，说话却大受影响，靠一根管子呼吸。父亲很顽强，坚持锻炼身体。他担任老年门球队的队长，是主力队员，经常参加各类比赛。平日里，每每讲到参加核工业建设，父亲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有道不尽的报国情怀。他从不后悔当年放弃大城市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来钻山沟，反而认为自己能参加尖端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是极其光荣和伟大的事业。

父亲的“2·17”，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近60年过去了，耄耋老翁依然精神矍铄，关心国家大事，满怀拳拳爱国之心。我的“2·17”，也已过去近40年了。年近花甲的我依然笔耕不辍，激扬文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们家每年都把2月17日这一天作为重要的日子来纪念。前段时间，社会上的人在谈论谁是国家精神的创造者。家里也开展了讨论，我说像父亲那辈人就是，父亲听后摇了摇头，瞬间，又点了点头。他乐观而又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奋斗者最快乐！”全家人都不约而同地为父亲的这句话鼓起掌来。是啊，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每一个日子都是闪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