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提出的决策周期（即OODA周期）思想，不仅适用于空战，而且被广泛地运用于军队、组织、商业和社会生活当中。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为有效履行新的使命任务，亟须进行作战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博伊德的理论创新之举对我军作战理论的创新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理论创新需要有实践的依据与基础。许多人可能都知道OODA这个名词，即观察、判断、决定、行动英文单词首个字母的组合，但也许不知道这个名词的出现是源于越战期间如何击落米格战斗机的作战实践。越战期间飞行速度优越的美军F-105战斗机，却被飞行速度慢得多的苏制米格-17战斗机击落。而博伊德驾驶的F-105飞机通过一个快速横滚的动作，摆脱了追击者，成功逃脱。这一战斗实践，使博伊德认识到，空战过程中，状态转换能力对制胜的作用要比单纯的速度更加重要。由此他提出了“能量机动能力模型”，并最终发展为决策周期思想。可见，博伊德的理论创新完全来源于实践。我军作战理论的创新也应借鉴这一事实，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提炼理论。

理论创新需要有颠覆正统的认知与勇气。20世纪50年代，崇尚速度是美国研制新飞机的正统观念。但是博伊德通过实践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设计“过时”的苏制米格-17战斗机，能够在越南战场上击落性能优越的F-105战斗机，说明空战胜败的原因在于“状态转换能力”，而不是单纯的速度。他搜集了一些苏军战机的数据，并在数学家汤姆克里斯蒂的帮助下，通过运算推论出苏军战机能够超越美军战机优势的原因。“军队需要能跳出常规的思想家，但是非常规的思维又与军队的指挥系统和传统相悖。安于现状相对容易一些，大部分军官也正是这样做的。”未来我军新型作战理论的创新，也应在“求真”思想的指导下，勇于颠覆一些过时的传统认知，大胆探索适合未来作战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理论创新需要有包容的情怀与土壤。博伊德理论创新的成果之所以能够成功，并被采纳推广运用于实践之中，不仅因为其理论创新的自身价值，同时也有赖于上级的包容和适于创新的土壤。比如当时博伊德提出了一个空军官方无法回避的问题：“空军为什么要设计一种在空中格斗中无法赢得对手的飞机？”而且，他还用一些数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官员们没有能够争论过这个反对者。虽然博伊德的个性中没有太多妥协的余地，但是当时还是空军少校的博伊德仍然引起了上级的高度注意。他的观点被美空军吸收设计生产了举世公认的优秀战机F-15“鹰”式战斗机，满足了战斗的需求。未来我军作战理论的创新，也应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包容的情怀兼听不同的观点，多一些坚持科学精神的平等交流，开垦并创造更多有利于我军作战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