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韩文公在《进学解》中称誉孟子、荀子两位大儒“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说话就能够成为经典，举手投足就能够被世人效法，这样的超卓之士受之自然无愧。

习主席在北京大学与部分资深教授和中青年教师代表交谈时讲到：“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老师是学生天然的榜样和模范。正因为如此，师者就一定要重视自身的修为，不仅要重视自身的学术修为，也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为，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学生景仰的引路人。师对生如此，官对民亦是同理。

“上者，民之表也”“上行下效，捷于影响”这样的道理比比皆是。翻阅史书，那些政绩突出、德高望重的为官者无不被世人所仰慕。唐代名臣颜真卿被贬为河北平原太守，受制于胡人安禄山，却独撑危局；后来身居高位，能够正色立朝，力斥宰相元载变乱黑白；以76岁的高龄劝喻叛将李希烈，临难不屈，“唯死而已，难道能受你辈诱胁吗”，拒绝了求生的可能；康熙初年，蠡县县令高荫爵上任之初，面对“岁比不登，民大饥”、朝廷不许开仓赈灾的情况，以“吾未暇理他政，且活民”为由而忤上赈灾，甚至以“请解官去”的手段为民请命。

做官是一时，做事是一生。一介书生能持大节、蹈大义，“忠精赫赫雷行天”，为世所敬仰。颜氏书法独重于艺林，“丹青浩浩披岳河”，世代相传，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能让《清史列传》记载的县令，在为官至上的古代社会里难得一见，用自己的努力生动彰显了父母官应有的境界。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都是由无数个贤臣名吏为人做官、保国护民的史事凝聚而成。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的星光，在各自的时代里都源源不断地向四周传递着典范效应。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实，为官从政的难点不在于“吐辞为经”，而难在“举足为法”。宋末的蹇材望在湖州担任副知州时，元兵将至，其自誓以死殉国，并作一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及元军入城，蹇不知所处，人皆谓之溺死。不久，蹇材望穿着元人的服装回来，人们这才知道他在元军入城的前一天就出城迎接、拜见元军了。“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说得天花乱坠，做得一无是处，博人眼球的言辞不过是一场煞有介事的演戏。

品高声自远，风正一帆悬。党员干部作为先进者、先行者，就是要率先垂范，自觉当好群众的教练员、示范员。周恩来同志在自己45岁生日这天，给一群青年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并在这天晚上字字千金地订立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陈毅刚当上海市长，由于当时实行供给制，为不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便动员来沪的岳父回老家：“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兵，越是地位高，越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革命前辈就是凭着这种严格要求的崇高风范，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群众看干部，基层看机关。然而，一些同志并没有对照领导干部这个称谓来展现自己应有的样子。有的本末倒置，找不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潜意识里认为上级、自己才是被服务、被保障的对象；有的德难配位，说话爱打官腔、指导爱摆谱，不在为兵排忧解难上下功夫，却在“五多”上费思量；有的说一套，做一套，处处用“媳妇”的标准要求官兵，事事用“公婆”的身份定位自己。如此样子，怎能成为官兵心中的“样板”？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为政的境界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对领导干部而言，唯有积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把权字认清，把人字写正，把我字看小，把干字放大，才能在人生的高度上再续辉煌，逐渐抵近“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