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记载，汝河流域有一个放生池，在池中捕鱼是被禁止的。一次，有个书生在池边垂钓，被巡逻的人逮捕，送到官府。官员得知他是个读书人，就让他现场赋诗一首。那书生沉思片刻，吟道：“投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赋新诗。如今刺史清过水，不是渔人下钓时。”

这里的“渔人下钓”，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将之与“刺史清过水”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它比喻的是行贿者投机牟利。正所谓“非造物之钓饵，即人世之机阱”，以“钓鱼”形容行贿，再贴切不过。

宋代邵雍在《渔樵问答》中写道，一个樵夫问一个渔人，鱼钩上不放鱼饵，能钓到鱼吗？渔人答，不能。樵夫说，可见钓到鱼的，是鱼饵啊。这仿佛一个隐喻。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渔人”在“鱼饵”上可谓花尽心思，为的不就是让“大鱼”上钩吗？

明代严嵩父子贪婪成性，中外百司以及九边文武大小将吏，逢年过节都会向他们馈赠礼物，名曰“问安”；凡勘报功罪以及修筑城墉，必先克扣银两，向他们纳献，名曰“买命”；升官履任，即搜索库藏、剥削小民，收集金帛珍玩供他们消遣，名曰“谢礼”。在清代，更是陋规盛行，“炭敬”“冰敬”“别敬”“程仪”“节寿礼”等等，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些“鱼饵”的诱惑之下，不少“大鱼”都难以自持。据《云署聊编》记载，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见钱眼开，如果谁想巴结他，是有“资费标准”可循的：“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试想，只要出得起大价钱，要把这个“大鱼”钓上钩，应当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有些“鱼饵”是有形的，有些则是无形的。就好比文章开头那个故事里，官员对书生的诗很满意，随即放了他。为何？恐怕是“如今刺史清过水”这一句，让他听了十分受用，以至于“无视”书生违反禁令这一事实，直接把他放了。可见，如果经不住“夸”、耐不住“赞”，就保不准咬上了语言贿赂这个“鱼饵”，在不知不觉中上了钩。

应当认识到，在贿赂腐败的链条上，行贿是源头，是开端，是起点。对于行贿的人，如果“板子”举不起来、打不下去，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贿赂现象。坚持堵住源头、严查严办，让行贿者得不偿失，才能树立起“行贿同样可耻”的鲜明导向，让大家不搞“潜规则”。

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为了惩治“渔人下钓”的行为，统治者也作出过不少努力。《宋刑统》明确规定，行贿者要挨板子。《元典章》中，也有惩治“与财者”的专门条款。但由于体制原因，行贿之风延续了上千年，始终没有禁绝。

然而，“不是渔人下钓时”这句诗用在今天再合适不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这一论述，既是党内规矩，也有刑法依据，更是群众期待。除此之外，中央连出重拳，严惩“渔人下钓”的行为：从查办行贿犯罪的人数来看，较以往增幅极大；行贿犯罪档案网上查询，也正在推广普及；已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采取留置措施。

这些举措，对行贿行为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可以想见，越是往后，执法只会更严，惩治只会更重，各类“渔人”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奉劝那些企图“下钓”的人，少动些歪脑筋，否则“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来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