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自古以来，为政者只有不塞其耳，才能广纳谏言。

《吕氏春秋》记载：齐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酒，至酣时，桓公要求鲍叔牙为自己敬酒。叔牙奉杯而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齐桓公自然忘不了自己在莒国逃亡的情景，急避席而向其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在齐桓公的威压面前，鲍叔牙没有惜禄而不谏，没有畏威而不言，及时给其提了醒。好在当时，齐桓公能够信忠纳谏，知错即改，在史书中传为佳话。

从善如流，兼听则明；饰非拒谏，必将招损。可惜的是，齐桓公没能一以贯之、善始善终。当他听谏纳善时，齐国国力强盛；当他闭目塞耳时，导致民苦其政、世非其行，最后身死胡宫。可见，“塞耳”与否，是国运昌盛抑或衰败的重要因素。

探究为政者的“塞耳”之因，私心当居首位。南宋黄裳对此有独到之见：“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这样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所听之事岂能入耳？

凝眸回望，历史长河中的“塞耳”憾事，无一不是因私心而起，以倒霉而终。夏桀荒淫无道，不理朝政，筑倾宫饰瑶台，远贤臣亲小人，谏者皆杀之，就连一代谏臣关龙逄也难逃“炮烙之刑”；商纣淫逸奢侈、骄狂拒谏，即便是皇叔比干进谏，也将其剖心而死；吴王夫差兴兵伐齐，置伍子胥伐越之谏于不顾，反而令其赐死……这些昏庸之君，“塞耳”至此，致使身亡国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塞之塞犹可除，无塞之塞其甚矣。去掉为官者的无塞之塞，最好的药方就是令其知过而去私。《柳亭诗话》中提到福州太守蔡君谟，为庆贺上元节，命令居民燃灯七盏。有个名叫陈烈的人，扎了个一丈多高的大灯，在灯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这位蔡太守观灯见诗以后，顿生耻心，当即上轿回衙，解除了每户燃灯七盏的强制性命令。

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过而能改，人皆仰之。蔡太守见诗而不怒，错而能改，使百姓为之称道。否则，坚持耳塞“两豆”，不闻“雷霆”，以为自己认定的道理才是“王道”，这种行径必然会受到百姓的唾弃。

兼听博纳则政治昌明，闭目塞听定人心涣散。我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直以来都珍视和善待民意，要求领导干部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百姓心声。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不管多忙，总会抽出时间亲自阅读群众的来信，对信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或合理要求，还要记录下来，甚至亲自回信；1961年，刘少奇同志带队到湖南农村调研，特意叮嘱调查组成员：“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老一辈革命家开门纳谏，虚怀若谷，诤言足戒，为我们立起了“不塞耳”的榜样。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像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经常听听下属的不同意见，听听基层的牢骚话。只有立德修行，耳中常闻逆耳之言，才不会塞耳而致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形成可怕的“鸦雀无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