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这个画面截取自《人民日报》一个点赞数最高的短视频——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他参加过我国所有核试验，生前却一直默默无闻。和全军挂像英模其他几位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比起来，他的名字相当陌生，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一辈子隐姓埋名，始终坚守在罗布泊。
★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王处长，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我们的核试验任务，很快就要上马了。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连绵不断的大山，崎岖不平的小路，一个赤脚光头的少年，皱着眉头，迈着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沉重步子，慢慢地走着。从福建永春县县城中学回家，三十里路，一个早晨就到了。他不是个漫无边际幻想的人，除了边走边思考一道数学题，只想赶快回家帮母亲干点活。
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天农活，下午再用长跑的速度赶回学校。过完了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周末，在1955年大学报考志愿书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俊德。
不久，林俊德接到了浙江大学机械系录取通知书。报到时，他的行李就是一个口袋，装着一条父亲用过的被子，一张草席，连个褥子、单子也没有，路费也是借的。
五年的大学生活，他过得很平淡，四个字就能概括：学习，锻炼。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开会不爱发言，平时不愿和人交往。生活是艰苦的，除去伙食费外，他身上穿的、学习用的就靠每月4元的助学金。
1960年，林俊德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国防科委某研究所。
他听说这里的工作是搞原子弹的，要到大西北去，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想赶快学点东西，担负起党交给的历史重任。很快，林俊德结束了在北京的集训，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去了。
到达哈军工是3月10日，当时冰雪欲化，而春寒未消。带领他们进修的王元才处长，是1941年入伍的老同志，经常联系实际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部队的光荣传统，虽然只读过五年书，可是常常同进修的同志一起听课，听不懂也咬牙坚持。当时，力学组就林俊德等八名青年学生。王元才处长对他们讲：我手下就你们这些兵，将来就看你们的。林俊德觉得胸怀开阔了，眼光放远了。
党组织对这个出身好、年龄小、肯用脑、爱钻研的年轻人很重视，将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此后两年时间，他补学了数学、物理、流体力学、电子学等基础课程，还在巩固俄文的基础上，初步学会了看英文技术资料。
1962年冬，在哈军工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王处长，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我们的核试验任务，很快就要上马了。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人人激动的心里就像燃着一团火。一向不爱说话的林俊德，这时却围着王处长一个劲地问：“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呢？”王处长神秘地说，你们力学组就是要搞像cg-725那样的自记仪，测冲击波。
按照领导的布置，他们在回北京前一个月停止了上课，全力以赴查资料。林俊德分管测试仪器方面，他外文水平不高，查起来很费劲，仅靠着一股子顽强的精神，在图书馆里拿着字典一坐就是半天，基本上查遍了哈军工收存的有关特刊和专刊，还把美、英、苏有关力学和仪器方面的期刊，从30年代起的每一期目录查了一遍。
当林俊德他们回到北京时，我国首次核试验初步技术方案已基本确定，测试任务的科学课题也基本明确，各个梯队、各个方面的攻关战斗正全面展开。开始，林俊德和几个学机械的同志协助研究所领导筹建工厂，列出人员设备清单。不久，他调到力学研究室，担任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
为了更有把握，林俊德他们想请些技术较好的单位承担试制任务。他到太原、上海跑了好几家工厂和研究所，但一提标准和完成时间，这些单位的人都摇头，说想干也干不成。最后，哈军工承担了这个任务，研制小组派人去协作，林俊德和另外几名同志留下来，继续探索其他方法。
苦惯了、穷惯了的青年人，就是有个苦钻劲儿。林俊德想，洋人也不比我们多个鼻子多个眼，科学这东西谁都可以掌握，看他努力不努力；外国人能搞，我们也一定能搞出来，而且要比他们干得更好。
他像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奔走在工厂和图书馆，搞调查，看资料，中午也不休息，晚上忙到两三点，满脑子全是自记仪。吃饭、走路也在想，实在累了，就把被子一裹，往草席上躺一会儿。本来他生活上就不讲究，这时更是丢三落四，洗澡、理发、换衣服都要领导催促。好在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被子、一张草席，还有做枕头的口袋，乱也乱不到哪去。但对待工作，他却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对外国的东西，即使是先进的成功的，也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学习借鉴，绝不能照搬照抄。他们决定采用外国的原理，搞出中国式的压力自记仪。他的设想，得到了研究所技术领导的积极支持。
什么都是白纸一张，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期，静标定实验，没有氧气瓶和空压机，又不能等，就到黑白铁社，焊了个储气瓶，用打气筒标定。光电开关实验，来不及购买合适的光源，就利用太阳光，在盛夏的烈日下，一蹲就是几小时。从工厂买来了膜片，从仓库找来了简单的机壳。可最伤脑筋的是玻璃片上的刻度标定，有的国家是镀铬，有的国家是镀银，造价太高，而且波形也记录不完整。他们像大海捞针一样把资料翻来查去，居然在一个杂志上发现了用烟熏代替镀膜的资料，真是喜出望外！他们赶紧找来蜡烛，一试，行。可是，烟一抹就掉，不好保存，他们又在上面涂了一层蜡。到11月份，大型化爆实验时，他们的样机也诞生了。
★在指挥所，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成功了！核试验成功了！
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些许慰藉，1963年11月，代号叫“614运动会”的大型化爆实验就要开始了。这是对核测试科研课题的一次综合性验收。11月中的一天，一声巨响，鸟儿惊飞，枯枝震落，林俊德他们的心也随着电机的转动紧张地狂跳起来，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样机，半年的心血汗水就看今天了。巨响过后，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样机，取出玻璃片，经过分析验证，压力自记仪的原理实验成功了。
大型化爆后，研究所搬到北京通县。这时，英美苏三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公布，全世界都看着中国，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尖端科研事业。风紧云骤，时间越来越急迫了。国防科委和基地首长，经常到研究所看望大家，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鼓舞大家的斗志。样机实验成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可是要研制成套机器，赶上首次核试验，大量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最大的问题是动力。
经过认真考虑，林俊德提出用钟表式发条做仪器动力的设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可是要变成现实也不那么简单，手表、怀表、秒表、闹钟、座钟——各种发条都试过了，频率不够，达不到指标要求。高射炮弹引信速度够了，可质量又不行。有一天他又在苦思冥想，“丁零零——”一阵闹钟的铃声，打断了他脑子里的发条，闹钟！他眼前豁然一亮，闹钟打铃不也是用发条吗？对，用这种结构再试一试，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成功啦！
在林俊德和战友们共同努力下，中国自己的第一代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终于诞生了！仪器重量只有几公斤，造价只有几百元，研究所的领导把它命名为丙型压力计。
1964年8月，林俊德从北京来到大西北的核试验场。
浩瀚无涯的戈壁滩上，集结了千军万马，汽车列阵，帐篷成城，工号星罗棋布，铁塔高耸云端。每个部门每个环节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工作着。
一到厂区，林俊德和战友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坐着卡车穿着防护服，练布点、练回收。迎着风沙、顶着烈日做各种现场试验。晚上回到帐篷，还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场区指挥部首长强调，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一生的隐痛。林俊德和战友们强烈感到责任重大。
虽然，压力自记仪经过了多次的化爆试验、各种条件下的标定，他们心里是有底的，但那毕竟都是模拟试验，真的核爆炸中，能不能拿到数据，会不会出现意外，谁的心能放得下啊！他们一共30台仪器，对每一个零件都是擦了又擦，对每一个环节都是查了又查。仪器安装时，都是由林俊德亲自动手，其他同志都站在一旁紧盯着操作程序，严格地检查他每一个动作。安装好之后，还老是不放心，一有空就坐下来想啊想，看还有什么问题。
生活是艰苦的。十几个人住一顶帐篷，中午气温达40多摄氏度，地表温度有时达六七十摄氏度，热得睡不着。有时狂风卷着热浪，裹着沙粒呼啸而来，人们从帐篷走到食堂，竟能刮来小半碗沙子。炊事员只好把饭盛在保温桶里，用被子包上，一个一个帐篷送。最困难的是水，当时，他们都是吃孔雀河水。这水可没它的名字那么美好，又苦又咸又涩，大多数人吃了就闹肚子。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林俊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难忘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道闪电，一声惊雷，蘑菇云升起来了！人们情不自禁的跳啊喊呀，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胜利地欢呼响彻山岗。
在指挥所，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成功了！核试验成功了！周总理问：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而不是大型化爆呢，这时，身经百战的将军激动得像个孩子，张着手、转着身向大家发问：你们说说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呢？根据什么？
在两顶帐篷连起来临时搭起的工作室里，林俊德和其他科技人员一起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们没有能够和大家一起狂欢。爆炸过后，他们抱起自记仪就往这里跑。在帐篷的一角，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他们的“罐头盒”——测量冲击波超压的压力自记仪。紧接着，他们把记录着波形的玻璃片取出来。研究所的梁立银将它放在测量显微镜下细心地观测着，汗水顺着眉毛头发一个劲儿往下淌，别的同志帮不上忙，就在旁边用手绢给他擦汗：
“距爆心✕公里处每平方厘米压力✕公斤。”
“计算结果：核爆炸当量✕万吨！”
压力自记仪数据证明这次核爆炸是成功的。同时，某单位的冲击波机测仪器也取得了和压力自记仪近似的数据。其他各个项目也都证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证明核试验圆满成功的各种数据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报告给了党中央、毛主席。1964年10月16日晚上，宣告中国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的新闻公报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他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用人生最后8天的顽强冲锋，释放出“两弹一星”精神最耀眼的光华。
春雷一声接着一声震撼着戈壁滩，春风一年接着一年吹醒了骆驼草，岁月像奔腾的河流滚滚而去又滔滔而来。1967年，林俊德所在的研究所，从北京搬到了大西北的崇山峻岭中。这时，他们已经对压力自记仪的钟表机构做了根本性的改变，并从地面到空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冲击波机测体系。
1967年春，林俊德准备结婚了，爱人叫黄建琴。1965年执行完任务撤场时，研究室的指导员主动找到这个一提结婚就说还早的小伙子，给他介绍了本研究室的技术员小黄。从认识到结婚，两年中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24小时。因为那时正是搞压力自测与小型化设计的关键时刻。
图纸绘制出来了，仪器的重量从七公斤减到了两公斤。林俊德离开了刚坐月子的爱人，从天山深处带着图纸到哈军工去加工。这一去就是7个月，六七型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基本定型。这种仪器使用简单、性能稳定、布点多、精度高、维护简便、容易操作，是测冲击波超压力、定核爆炸当量的比较可靠的手段。
不久，根据形势需要，全所科技人员大批复员。林俊德一个小组，走了六个，他本人也被宣布复员。最后一次坐在熟悉的办公室里，一件件往事在他心中翻腾着，这个不爱动感情的人竟然难过地流下了热泪。他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舍不得离开浸透着他心血和汗水的压力自记仪，更舍不得离开这挥洒青春的茫茫戈壁。
命运一夜之间再次翻转。已经收拾好行李的林俊德，突然又被告知因工作需要留下。人留下来了，但林俊德心上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他和战友们总想为核试验发展多做些工作，除搞机测外还要研制电测冲击波仪器、电测动压传感器等。
1976年10月，林俊德参加了基地科学大会、国防科委科学大会，被树立为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进行了展出。
鲜艳的红花，闪光的奖状，领导的表扬，群众的赞誉，林俊德并没有因此陶醉，没有自满。去参加全国力学会议，他仍然穿着满是补丁的旧棉鞋；那床比他年龄还大的被套仍然用着，做了褥子，不过已经变得像毡子那样硬；他还是像钟表那样有规律，放下饭碗就往办公室跑。
2001年，林俊德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年逾花甲的林俊德带领年轻的博士硕士们每天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三百多天；为验证某种塑料的性能，从不管家务的他出差竟然背回了一堆菜板；为研究某种容器结构，他把女儿新买的保温杯锯开；为能及时看到电视中的有关信息，在家他和疼爱的小孙子抢起了遥控器……
2012年5月末，躺在医院里的林俊德已是腹胀如鼓，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但他仍然9次要求下床工作。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只好扶着他从9时55分一直工作到11时09分。大家看林院士实在撑不住了，才又极力劝他躺回病床。这一躺下，林俊德就再也没能起来，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渐渐停止了跳动。
2012年，林俊德当选“感动中国人物”；2013年1月，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追授林俊德同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2018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
斯人已逝，大树凋零，林俊德长眠在马兰烈士陵园已经五年多了，但他奋战戈壁大漠50多年的生命历程，已经融入每一次“东方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