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从开始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巨大的损失本可以避免，但由于博古、李德想把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搬到湘西而后反攻，错误的领导和指挥使得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成了大搬家，全部作战部队成了掩护部队。陈伯钧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的军团就有1000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正是因为带着这些“坛坛罐罐”转移，造成红军行动迟缓，导致处处被动挨打。

毛泽东同志曾说：“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打仗如此，抓工作也是这样。一些单位之所以出现人少事多的情况，根子就在于，有的这也想搞那也想抓，这也重要那也必要，即便履行了新职能，旧体制下的工作依然全部照单“拿来”、全盘沿袭下来。当然，有些工作不是不要搞，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主要与次要、主业与副业、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如何把握好时间和精力分配的问题。如果什么都想抓，反而会导致什么都抓不住、什么也抓不好的尴尬局面。

其实，很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并非不知道工作的轻重缓急。但在一些人看来，有的工作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完全可以弃之，但弃之又怕出问题、担责任；有的工作犹如“臭豆腐”，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很香，即使捏着鼻子也要多吃几口。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很多官兵不是投入练兵备战的“急务”，而是忙于应付开会、迎检，甚至被迫造“景观工程”、搞形式主义。这些就像“蜗牛背上重重的壳”，让官兵挣扎在“低效率的忙碌”中。

美国一位保险商人总结发现，在他所卖的保险业绩中，有70%是第一次见面成交的，只有7%是第三次见面以后成交的，而花费在那7%业务上的时间，几乎占到他所有工作时间的一半。于是，他果断放弃那7%业绩，腾出大量时间用于新业务的拓展，终于带来事业的成功。加强战斗力建设，必须认真审视那些“低质量的勤奋”，打破一切“性价比”不高、与战斗力无关，甚至是束缚战斗力的“坛坛罐罐”。想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有效评定其他工作与战斗力建设的关联度，科学评估其他工作对战斗力建设的贡献率，然后按照关联度的紧密、贡献率的大小，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和精力时间，以“最优算法”获取最大效益。

其实，加强战斗力建设并不难，关键是能否做到“简单”。有人问米开朗基罗是如何雕刻出《大卫》的，他说：很简单，我只是凿去多余的石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同样，敢于打破无用的“坛坛罐罐”，去掉无益于战斗力的“枝枝蔓蔓”，战斗力建设的“轮廓”自然会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