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名臣何瑭在京为官时，曾写过一封家书：“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邻里应重仁和义，莫借吾名做强梁。”

原来，何瑭之女何英因修房一事与邻居产生纠纷。他得知后，便写家书告诫女儿不能仗着自己的官威而做欺压乡邻的事。何英夫妇看后羞愧难当，遂向邻居道歉。后来两家主动相让，中间形成了一条5尺多宽的“仁义胡同”。

身居高位，何瑭能保持着警惕，时刻不忘为官本分，不忘传承良好家风，实属难能可贵。可以说，他的懿德高风，不仅造福子孙后代，也赢得传颂千古的口碑。

“朝中有一人，强似拾金银。”纵览历史，以家中有人做官恃势而骄的人不在少数。唐朝权臣鱼朝恩的小儿子鱼令徽，十五岁便被授穿六品的绿衣，曾因一个比其位高的同僚在殿前排班时误撞了他，便告向其父“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张居正之父张文明，连考七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等儿子当了首辅，大半生不得志的老翁便有发狂之感，“劣迹著于乡里”……这些个“强梁”仗着所能仰仗的人，抱着争名夺利的非分之想，在历史的舞台上跃跃欲试，妄图随“主”升天。

为政者，慈以爱民。官者，当先为民之官，后为家之长。如若颠倒次序、本末倒置，纵容家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干谋私利的事、干不正当的事，不仅会失了官德，最终还会害人害己。这也告诫我们，一名讲政德、有操守的为官者，决不能让家人或他人“借吾名做强梁”。

当局者迷，不少有权有势的“朝中人”，却难有何瑭的清醒，不是对下默然，就是为亲怂恿。鱼朝恩在儿子受委屈的第二天，便请奏皇帝为其子“特赐金章，以超其等”，甚至未等皇帝开口，便令所司为儿子捧上三品官员的紫衣；大名鼎鼎的张居正可谓一代名相，面对父亲的劣迹不仅熟视无睹，还致信给湖广地方官，辩称“老父年高，素怀坦率”。

家事绝不是小事，为政者当守正不阿。如果私心泛滥，手持的砝码就会不可避免地放在私家秤盘的那一端。这样的“强梁帮主”往往显赫一时，最终不仅保不了家人，也保不住自己。以史为鉴，多少达官显贵不是带着自己的“帮派”坠入谷底，就是在“吾名之外有吾名”的现实碰撞中鸡飞蛋打。狐假虎威中的“虎”字一旦嵌到为官的白袍上，犹如染“墨”，难以“洗白”。倘若鱼朝恩、张居正等人能深谙此理，想必也不会让家人“借吾名做强梁”。

恃势骄恣，不可不治。明太祖朱元璋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曾专门召来徐达等人进行告诫：“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居功，才会有家人仗势；庇护，才会有僮仆放纵。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知其四弟仗己之势而胡作非为，便趁其卧，以锥刺其股，血流满身，并责之“汝杀人不痛耶？”

我党深知其理，一直以来都是坚持党性第一、亲情第二，亲情服从党性，不因亲情徇私情，不以公权报私恩。周恩来的亲弟弟周同宇毕业于黄埔军校，受陈赓推荐在内务部工作。但周恩来却对曾山部长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陈毅的妹妹为报考职业学校，曾想哥哥写个条子，或者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陈毅说：“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市长嘛，你有本事自己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在老一辈革命家眼中，共产党的官就是“大家”的服务员，绝不是亲朋可以随意打的“旗号”、可以倚仗的“权势”。

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曾说：“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身居何处，官居何位，都应该明白为官之要，告诫亲友“莫借吾名作强梁”，莫打着自己的“旗号”办事。唯有如此，才不会出现“一人在朝，百人绶带”的闹剧，才能“免得闾阎话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