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部队大院。家门前有一堵矮矮的土墙，墙的后面是一片大大的操场。操场边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天清早，当我从梦里醒来，阳光刚好透过红旗，照进我家的窗口，屋子里的每一样物件，叫我起床的母亲，以及我的眼睛，我童年的记忆，都充满了亮堂堂的红色。

大一点的时候，每周一的清早，在嘹亮的军号声里，我和家属院里一群小伙伴就会围拢过来，爬到围墙上面看升旗。远远的，一支支绿色队伍从操场四边，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震天的口号，齐集到操场上，像有一根根神秘的看不见的丝线把队伍分割成整整齐齐的长方块。戴着“值班员”袖标的父亲站在队列最前面，大声喊：“升国旗，奏国歌！”国歌便响起来了，升旗手将手一扬，立正，敬礼！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在国歌声中一点点升起来了，队伍里的战士行军礼，一道道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国旗。那庄严肃穆的情形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长大了，我也要当兵，也要像爸爸那样指挥升旗！”我骄傲地向小伙伴们宣布。“我也要当兵！”“我也要升旗！”大伙齐声嚷嚷。母亲不知何时来到我身边，她温柔地摸摸我的头，眼睛望着墙外，不知道是在看父亲，还是在看升旗，那眼眶分明有些湿润了。

有一年秋天，父亲很晚才回家，以往他也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来。不过那天，父亲身上有很浓的酒味儿，他摇摇晃晃地跌倒在走廊里，掩面大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人的恸哭，“部队解散了，我的‘家’没了……”父亲一面哭一面抹眼泪，母亲把他搂在怀里，轻声安慰着。我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次有名的“百万大裁军”中，父亲的部队被撤销了番号，解散了。夜晚，在悠扬而略显忧伤的熄灯号里，父亲带着几个兵把国旗降下来，他在临行前带走了那面国旗。

以后在父亲数次调动中，我们一家人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我们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儿，唯一宝贵的就是父亲从老部队带回来的那面国旗。每次我们在一处安顿下来，父亲都会把国旗挂在家里的墙上，有事没事的，就会给我们讲国旗和他老部队的故事。慢慢长大了，就理解了父亲对国旗的痴迷和对部队的眷恋之情。特别是那面国旗，曾是几名随军家属凭着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国旗，曾覆盖过为共和国建设不幸牺牲的英雄烈士的灵柩，也曾作为红领巾的一角，系在我和我们这些军营里长大的孩子们的脖子上……父亲珍藏的国旗，就是老部队代代流传下来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在我18岁当兵那年，父亲把那面珍贵的国旗送给了我。他说：“旗在，家在，你身上流着军人的血，别给咱老部队和家里人丢脸。”

我背着行囊，带着这面国旗，扎根在大山深处的哨所。哨所生活艰苦，最难忍受的是寂寞。我想出一个办法，和战友一起上山伐木，经过多日打磨，硬是将一棵粗壮的松木修理成一根笔直的旗杆。我们又下山扛回水泥、砖头，搅拌成砂浆，修建了一座升旗台。每周一，我就组织哨所同志升一次国旗，每个人轮流做升旗手，大家十分珍惜这个仪式。每次列队高歌，望着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都心潮澎湃。出去巡逻的战友们说，看到哨所上空飘扬的国旗，就有了“回家”的归属感。山下仓库的领导对我们哨所的做法非常赞同，并给我们配发了制式国旗。

有一年，山里发大水，按照上级指示要求，我们一边抢运物资一边组织撤离，通信员小陈突然想起国旗还没有降下来，就顶着狂风暴雨跑出去抢收国旗。国旗收回来了，他却被倒下的树枝砸中了，我一面替他包扎伤口一面埋怨他太冒失了。他从怀里摸出那面鲜艳的国旗，眼睛亮亮地说：“国旗代表着祖国，而我是今天的升旗手……”小陈退伍时，征得领导同意，我让他带走了哨所的国旗。我想，小陈回家以后，也一定会像我父亲那样，经常和家人讲起国旗和哨所的故事吧。

军人以四海为家，聚少离多的日子，从家带出的老物件就成了一个念想。我见过老班长揣在背包里的“乡井土”，也见过连长焐在心窝里的“全家福”，还有团长每当演习胜利就叼在嘴里美美地“吧嗒”一口的“烟袋锅”，那是当老红军的爷爷送给他的入伍纪念。而我，一直把父亲送我的国旗珍藏在身边。每次想家，觉得苦、累，快要顶不住的时候，我就翻出那面国旗，轻轻抚摸着，看着那片深沉的红色，就像新鲜的血液又注入了我的血管，让我迸发出同困难作斗争的无穷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