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画是人类先民约在4万年前，用石器在岩壁上刻磨下的生产生活场景，堪称人类最早的“文献”，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已被发现的岩画遍及五大洲，但长期以来，世界岩画界认为中国没有岩画。除了文化偏见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籍中除了《水经注》外，几乎没有岩画的载录，即便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亦无涉及。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循《水经注》所载，寻到一处“悉有鹿马之迹”的岩画。接着，又有数以万计的岩画被陆续发现，轰动了世界。从此，以“鹿马迹”为代表的中国岩画受到世界瞩目。

话说回来，岩画记录为何如此之少？或许一个原因就在于，古代文人寒窗苦读，奔波于科举功名考场，哪里还迈得出踏寻山野峡谷的步履？

事实上，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远不止这些。马克思有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问题是，如果历史的表述者不是来自创造历史的国度，反倒是由须眉眼目非我族类者来定义命名，怎么说也是件堵心事——

“丝绸之路”这个流光溢彩的名称，竟然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在1877年最早提出，并使之扬名天下的；

瑞典人斯文·赫定不仅在世界上首次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且从千年无人迹的尘沙覆盖下，让传说中的楼兰古国神灯般惊艳于世；

俄国地理学家普尔热瓦斯基让罗布泊的地理考察进入世界的目光，还发现并与其姓氏命名了“普氏野马”；

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上个世纪20年代初进入云南，开始了20多年的植物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察，凭借对纳西东巴文化“开拓性和奠基性”的研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当然，一个探险者的学识与成就并不能证明其动机的纯粹和品格的高尚，在帝国主义纷纷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些纷至沓来的人们，都拥有多重身份和目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在荒漠僻壤步步惊心的孤行苦旅、探求未知领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力，又的确令人称道。

看到这，读者难免疑窦重重——咱们的学者在哪里？中国古代有两种通行多年的读书方法，一是以东汉郑玄为代表，从章句内解说文义、注读经书；二是以南宋朱熹为代表，从章句外“得不传之学”。可无论哪种方法，考据朽绳残简也罢，诵读皇皇巨著也好，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进行着钩沉索隐、寻章摘句，销蚀了放眼天水苍苍、感受山风猎猎的志趣。

教育制度的落后和学术视野的缺乏，不仅使读书人陷于迂腐，更令人焦虑的是对世界与历史认知的封闭。以新疆为例，除了一些流放官员、文人写过些风物笔记外，真正意义上的考古研究始终是一片空白。1927年，北大学者黄文弼自告奋勇参与了斯文·赫定历时3年的考察远征队，成为解放前唯一到罗布泊地区考察过的中国考古学家。而这时，“敦煌学”“楼兰热”已在西方火了多年……

“开时不用嫌君晚，君在青云最上头。”所幸的是，我们也有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站立在历史的顶端。1935年，25岁的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踏入广西瑶山做实地调查。费孝通不幸落入猎人捕兽陷阱，王同惠在下山救援中不慎坠崖身亡。此时，他们结婚仅108天。3年后，费孝通写出了社会学经典著作《江村调查》，首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妻子，她庄严的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跟随着她。

是的，面对沉重的历史表述，面对脚下厚实的土地，我们同样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