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孩儿说得，八十岁翁翁行不得。”满嘴谎话、只说不做的人，不分古今中外，没有人不讨厌的。

对这样的人，不论是普通的百姓，还是有良知的学者，攻击都是毫不留情的。明末清初学医出身的傅青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把他的轶事编到书里，以问答的方式传递了他的思想。

有人问他，外间传闻的长生久视之术是怎么回事儿？傅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不过是像猪狗那样活着罢了。

又有人说他精通汉魏古诗赋。先生说：这都是些驴鸣狗吠的东西，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

与那些敝帚自珍、把那点“文字渣滓”看得跟珍宝一样的人不同，傅青主不认为这有什么用处，这是比较特别和少有的。他的话似乎说得有点过激，但推究起来却是不错的。

封建社会的君父，是国家的象征。不能效力君父，就等于不能为国家社会作贡献。一介做官人，不能做点实际的事而只会吟风弄月，就会完全成为多余或是有害的了。如果能像苏轼、白居易那样，一边干着造福于民的实事，有时间再采点风、写点诗、作点词，亦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古来的士大夫们，往往言行不一，只说不做。汉代出了一位大儒叫董仲舒，他说过两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因为他代表的是封建正统思想，所以这意思几乎统治了成百上千年，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这第一句话尚无大错，第二句话看上去似乎也有道理。假如用在研究上，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原是好的，但其流弊是后来成为说空话唱高调者的招牌。

这害处后来的人渐渐明白，逐步地进行矫正。明代的王阳明，是重知行合一的伟大学者。他在有名的《阳明传习录》里说：“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还有一句，是我们现在常引用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清代的阮葵生，也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员。他是乾隆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与那些冷酷的理学家不同，他主张男女平等，屡为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颇懂人情物理，注意民间疾苦。他说：“读经须识世务。”前贤千言万语，无非是让众人能知能行。这就像旅行的人问路，问毕即行；又如有病的人找医开方，拿到方子就用，绝没有问完路坐下不动、开了方子扔到一边的道理。说得很好也很近情理。

可惜的是，一些学道的士大夫，嘴上说要杀人，却全无上阵之意。或是只躺着喊冲锋，自己却往甲板后面躲。就像袁宏道说的：“眼见世上学道者专一说谎，殊不如田父野老之近情也。”

有个笑话，说有一个呆子，其母患急病，求人想办法。人说，这只有割股合药才能救治。呆子说，这个不难。说完就拔刀而出，他看见有个人卧在街上，抓住腿脚就割起来了。卧者惊讶地叫喊起来，而呆子急忙掩住他的嘴说：“忍一忍吧！你不知道割股救亲是很好的事儿吗？”

街上的人听了他的话，都一齐笑出声来。

编笑话的人评曰：“夫知救亲之为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听也。”

真是！有的人说话之所以“人不能听”，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不自割而割人”。

看了这笑话，觉得这呆子一点都不呆。行孝这样的好事自己做，割股的痛苦留给别人受，正是这“呆子”聪明的地方。无奈现今这样聪明的“呆子”实在太多，我辈跟着他们吃的亏、受的苦也实在太多了。

《三国演义》第42回，写长坂桥张飞喝退曹军那一段，可谓气吞山河，壮丽无比。

罗贯中描写得好，而毛宗岗的评点尤有画龙点睛之效。他说：

“写赵云是几番血战，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所以张飞之功与赵云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浑无实际也；人吃尽老力，我只出一张寡嘴也。”这是点到一些人的根子上了。

《甲申殉难录》载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近人洪允祥把诗采入《醉余偶笔》，说：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而，难道怕死是对的吗？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

这里也是说得直接痛快，意思也清楚明了。

人活着，为做事。即使死，也不能死得太难看。以死塞责，不但死得没样子，死了以后也会留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