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改过”其实也有境界高低之分，有主动被动之别。“知一重非，进一重境。”要想达到至高境界，则需日积月累、坚持不懈。

明朝思想家袁黄在《了凡四训》一书中告诫道：“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意思是说，真正的改过，一定要经常为之，一天改一条过失，就是进步；否则，就是虚度光阴，甚至是退步。

袁黄有一个小本子，每天把自认为做得不好的事记在上面，找出问题的根源，并逐步改正。刚开始，本子上记得非常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做错的事情越来越少，本子上记得也越来越少。正是在这样的“改过”中，袁黄一生从政、著书都颇有建树，深受百姓爱戴。

知非改过，既是一种自身审视，也是一种自我调节。人的境界、修为都与改过有关。只有持之以恒地改过，才能在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超越自我中实现更高目标、提升人生境界、推动自我进步。

北宋官员赵概曾在案头摆放一个瓶子和黑白两色的豆子，“起一善念，投一白豆于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瓶”。刚开始，黑豆颇多，白豆寥寥。他每日自省、改过自新，过了一段时间，黑豆白豆各占一半。他再接再厉，律己更严。久而久之，瓶中白豆半满，黑豆屈指可数。赵概凭着这样持久的自我修炼，终于成为高洁之士。

知过非难，改过为难。王阳明的《心学》中有一句话：“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意为悔悟是消除疾病的良药，但重要的是改正错误，如果仅仅停留在悔悟上，则又会因药而生病了。正因如此，袁黄、赵概等人才会以记录、投豆等方法，在不断审视自身、不断完善自我中逐渐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境界。

学习悟道有“顿悟”和“渐悟”之分，对待错误也有“逐日改过”和“幡然猛醒”之别。“浪子回头”固然可贵，然而错误有时自己看不见，幡然猛醒者毕竟是少数，因此才需要时时警醒。曾国藩写日记，实录劣迹、无情解剖，示之于人、倒逼整改。正是靠着近乎苛刻的自律，才使得这位年少时也曾“满身恶习，举止轻浮”的人，最终成为一代名士。

“行百里者半九十。”改过，是一生的功课，不能半途而废，亦不能浅尝辄止。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十分善于自我反省、虚心纳谏，选拔任用了姚崇、宋璟、张九龄等敢于直言上谏、为人耿直的贤才。然而到了后期，他开始自我满足，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不再接受下属的批评，任用了李林甫等口蜜腹剑的奸臣，最终造成“安史之乱”，使盛极一时的唐朝从此走向衰落。

勇于改过，必承其痛。春秋时的晏子，曾把自己喻为一根弯弯曲曲又有无数疙瘩的木头，想成为有用的器具，就必须用斧子劈、刀子削、刨子刨、锯子锯。改过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还是一种“千刀万剐”的锤炼，如果舒舒服服、轻轻松松，必然改不好，也不会有所提高。

能够认识错误、直面错误、改正错误，持续不断地自我保洁，是共产党人的优势所在，也是共产党始终能顺应民心、赢得民意的关键。有一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在给基层讲党史时，深刻剖析“立三路线”的成因及教训，现场有人问：“你怎么知道当时犯错误人的心理？”他的回答令全场十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尽管“立三路线”只推行了三个月，他却做了三十多年的自我批评。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如此深刻地审视自我、解剖自我。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我们党就是这样在“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中打造和锤炼自己的。党员并不是生活在“无菌区”，也不是天生就具有“免疫力”。倘若有了过错熟视无睹，养痈遗患，不仅祸及自己和家人，更会损害党的形象。从很多落马官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到，正因为他们忽视了日常的党性修炼，讳疾忌医、文过饰非，最终一失足成阶下囚。

“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身为党员干部，就要勤于自警自省、自我锤炼，时常擦拭心灵之窗，时刻筑牢心灵堤坝，不断检视自己、反省自己、完善自己。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