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

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在扉页上有一句诗：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这个轻松写意又直达禅境的对句，令人回味。读过全书，才真正明白其中的深意。就军旅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而言，她率性而又严谨的写作着实令人惊喜。

真与幻，现实中的苦涩、困顿、犹疑，与艺术世界里的怪诞、诙谐、啼笑，构成了董夏青青短篇小说引力场中的两极。从文学语言、结构方式、文本完成的不拘一格，到生命观、价值观以及对“牺牲”的不同诠释，董夏青青都试图有所创新和超越。

董夏青青的小说是一种诗性的写作。所谓诗性写作，既包括了小说语言的空灵跳脱、叙述方法的自由自足和小说人物内在意识的充分发育，也包括了小说作者在观照世界时的超验性体悟和存在之思。超验性体悟，意味着作家对社会和自然介入的深刻，也就是说其书写内容，既处于文章的核心，又在文学之外，一般不会被惯常意义上的“主题”所束缚；存在之思，则意味着对生命意识、天地精神的颖悟。无所不在的诗哲气息，随时随地的反思追问，是现代文学的精髓所在，董夏青青正是从这个层面进入新疆和文学的。从《科恰里特山下》的首篇同名作品，还有《垄堆与长夜》这样的小说中，我们会感觉到，这些打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小说，既存在某种超级写实、甚至是眼见为实的“真”，同时也存在一种可时时让文学人物或读者的意识抽离出现实的“幻”。一方面，她笔下的人物的确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边防军人、边地居民，而且就待在某个地图上可以查到的地方，他们的日常作息、父母亲人、婚姻家庭也都大致清晰可辨，甚至与芸芸众生并无两样；另一方面，由于作家风格鲜明的叙述方式，特别是其目击边地生活时所体会出的“意味”的绝然不同，会让我们不断地跟随人物或者是作者的诗思、意绪，完成对个体生命与自然物象的无限遐思。

董夏青青对新一代边防军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个人价值认知，有自己的清晰表达。她以探险者式的好奇，进入一个矜持沉默的群体，感知他们的骄傲、孤独和不易觉察的小小破绽。她爱上了这些军人的含蓄与忧伤，悉心维护他们独特的个人心性，并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自我还原。董夏青青的头脑像一个灵敏的传感器，能够对西域的荒漠、冰山、风暴和地表冷暖做出精确扫描：“滚沸的云霭压至附近山巅，稍后被日光扯裂，柱列光线大步踱出又瞬间消失。河滩明明暗暗。草静静地朝同一方向滑去，像鱼群列队顺着洋流迅猛前行，颤动地翻出银光闪闪的肚腹。” 她写人走在风里：“俩人缩着头，生怕喉咙抽筋。” 在阿克鲁秀达坂，官兵们会看到“松林色的夜间到来了。”她对大风的印象是阿凡提式的：“有回他傍晚干完活后摔了一跤，头朝下栽，好在扶着风又挣扎着站起来了。”

整体上看，《科恰里特山下》这部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种苍凉、凄美、忧郁的色调，但作家于婉转低回中仍能做到哀而不伤。她塑造的那些士兵、士官、军医、连长、牧人、商贩、司机，还有他们的亲属，都能够自主选择并甄别自己的生活及其意义，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力。他们塑造健全心灵的过程难免艰辛，但他们仍然在顽强地寻找。他们的心智是何种样式？他们的意志靠什么支撑？又如何实现自我救赎？这都是董夏青青在作品中尝试去触碰的主题。

昔日商旅、僧侣和探险家们用双脚丈量过的路途，今天已经被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信设施揭去部分神秘面纱，但要独步领略极地的险峻，透视边疆生活世界，打开边地军民的心扉，绝非易事。在我看来，董夏青青的方法，用得上“谛观”二字，面对西边塞的冰壑与人迹，她虔敬而专注。她适应了那里的水土，听懂了那里的语言，也理解了那里众生的悲苦欢欣。大部分情况下，董夏青青都像是一个出色的聆听者，但我们也不免有疑问：她听来的事情为什么都如此奇巧、如此特别？这些天方夜谭或者是一千零一夜的讲述，何以正好都钻进了她的耳朵？所以，她实际上是一个高度自觉的讲述者，是她决定讲什么或者不讲什么，也是她决定了如何来讲。北至阿尔泰山，南到塔克拉玛干边缘，西往帕米尔高原，董夏青青的故事寻访之路确实足够遥远。她书中的很多故事，就发生在界碑旁边，或者是接近两国界河中央的地方。董夏青青更专注于心灵层面的事实。比如在《苹果》《在晚云上》这样的作品中，无论那个军人妻子的深刻不安，还是那个一家三代人仕途都宿命般止步不前的副团长难以测度的内心，其实都更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不是空间上的阻隔。

《科恰里特山下》的出现，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军旅、边塞生活题材文学的真正成熟。那个光是凭地名就可以点燃诗意的方向，亦不再被掩盖和遗忘。

陈曦：

在一次文学访谈中，我注意到身为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创作室创作员的董夏青青，说了这样一番话：“玩笑地说，我很希望能以一种‘精致的高仿现实主义’口吻来写我接触到的边地风土人情和军人生活。”“精致的高仿现实主义”，虽被她称为戏言，但在我看来却颇能彰显董夏青青来到新疆后自我拟定的写作目标。如何理解她说的这个“精致的高仿现实主义”？我认为不能不提她到新疆不久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胆小人日记》。这篇“非虚构”作品表明了一种面向现实、贴近现实、书写现实的写作态度，一种虔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胆小人日记》开始，董夏青青在壮阔无垠的新疆大地上，行走的就是一条现实主义道路。她所说的“精致”“高仿”，完全可以理解为“精准”“确切”“忠实”“客观”等的同义语。

翻阅《科恰里特山下》这本小说集（中信出版社），好像跟随董夏青青走进了天山南北的一支又一支边防部队，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的深邃心湖，当然也清晰看到了董夏青青9年来的小说创作日渐成熟大气的演进轨迹。

这本小说集里，有多篇小说都清晰闪动着作家本人的影子，作家刻意强调“我”就在现场。无论是《双人有余》中的女干事，还是《近况》中的女记者，当然也包括《旱獭》《垄堆与长夜》《何日君再来》等作品中的叙述者“我”，其原型就是作者本人。作者之所以要刻意彰显“我”的存在，意在凸显作者与笔下人物关系之密切。作者与她笔下的人物，心灵与心灵之间是敞开的，他们接近、握手、拥抱，彼此理解，相互同情，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认定对方与自己身处一个命运共同体。这需要一种对生活与文学的诚心、敬畏、尊重，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董夏青青的这种投入，不仅体现于她在小说技术层面上的“较真”与“诚恳”，即她所说的“一丛草、一种动物的名字，会想法子找到当地畜牧、农林的资料，尽量准确表述”，“一篇小说从初稿到定稿，有时修改几十遍、时间跨度两三年”；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她对其文学世界中的一个个“人”的“较真”与“诚恳”。于是，我们也因之看到了她的“正心诚意”，看到了她的赤子之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他“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对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就是如此感同身受的。读董夏青青的小说，我常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史记》这部我所经常翻阅的文史巨著。

董夏青青小说的笔调是冷峻的，就像戈壁滩上的一块块巨石，像一片片闪着寒光的陈年积雪，也像一棵棵金灿灿的胡杨，在刺目的阳光下，在迅猛的大风中，顽强地存在着，印证了生存的不易，更说明了生命的辉煌。其实，生活本来如此，欢笑与流泪，高歌与叹息，清醒与迷茫，庄重与荒诞，逝去与新生，不止存在于新疆，存在于军营，而是遍布于你我的日常经验，遍布于这个生生息息的世界。现实主义小说的理想状态，不就是福楼拜所说的“深入事物的灵魂，停止在最广泛的普遍上”吗？董夏青青已经初步做到了！

当然，董夏青青的笔触，毕竟是聚焦于这个世界上十分庞大但又极其特殊的群体——军人，她的小说还让我们看到了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所不同的特殊样貌。新疆边防部队的军人，他们对军人的职业特性——奉献与牺牲，应该有着更深的体悟。在高原上，一次常规的体能训练或野外巡逻，都会让他们近距离地看到死亡的魔爪。不仅如此，他们会因与父母妻儿的长期分离而不得不更多地品尝生活的苦涩。从董夏青青的小说，特别是从她近期写的小说《科恰里特山下》《在晚云上》《近况》，我看到了那些普普通通的边地军人在百般咀嚼无法给予家人、恋人日常幸福的内疚之后，仍旧坚守军营的毅然决然。从董夏青青的文字里，我不仅读出了她笔下的军人，更读出了她本人的那种已深入骨髓的职业认同。

在我看来，《科恰里特山下》是这本小说集中最好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董夏青青已经超越了描摹自我经验的写作阶段，自信地做到了福楼拜所提到的——“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一样，销声匿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看不见他”。小说中那个“我”，已不是脱胎于作者原型的那个“我”，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他者。正因如此，一切才显得那么自如、自然，一如生活本真。

从这座名为科恰里特山的山顶，董夏青青瞭望到了更为壮阔的风景。把它描绘出来吧！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