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曰“三立”，其一为“立言”。

“立言”情有所不敢，力有所未能。若如苏辙所云，“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段好议论”，则作为目标可，终身实践亦可。

人生百行百业，总有一行是属于自己的。干好自己这一行，方不白来这世上走一遭。说来惭愧，本人体脑俱弱，力不能提刀上马，忝为文人之列，这“发好议论”之说，自非为他人所言，理应专为文人而发。

吃白食，是现今的说法，《诗经》里叫尸位素餐。后人加以发挥，更进一解，说：不但有益于世为不素，即益于世，如果日间不作一善事，不增一学问，不发一好议论，便是素餐。一日如是，虚度一日；一年如是，虚度一年。素餐孰大于是？按照这个说法，为文的没有写出好东西，就等于吃白食。以此来衡量，这行当白吃白喝的人应该不少吧？

南宋的洪迈，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容斋随笔》。他本身在朝廷作官，任翰林学士。有一天他侍奉在皇帝身边，孝宗忽然问他：“近来恍惚见甚斋随笔？”

洪迈不知道皇帝这话什么意思，紧张地回答：“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没有什么价值。”皇帝说：“很有些好议论。”洪迈这才放下心来，并连忙起谢。后来他把这件事郑重地记在书里，说：“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受到皇帝的垂青，洪迈写得更加卖力了。

随笔里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史实的考订和评论。孝宗皇帝如此说法，可见他是认真地读了这书，而且眼光也是不错的，因为后世跟他同样看法的人还有不少。史称他是南渡后最有作为的皇帝，想必是从书里吸取了不少治理的经验。

明清之际，有几个文人我是又爱又怕的。爱的是他们胆子大、敢说话，能言人所未言；怕的是他们每每戳到你的痛处，使你一会儿脊骨透凉，一会儿双面发烫，冷热间作，如犯疟疾。

先说这袁中郎。他议论的泼辣，乃是独树一帜的。他评价庄子和荀子，“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他讥讽当时那些记几个烂熟故事、用几个现成字眼的人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他批评那些“剽窃影响”之作，如老妇人涂脂抹粉，愈显其丑，徒增人厌。

好议论的“好”，首先体现在情感上的“真”。中郎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江盈科，说自己“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大概玩笑话占十之七，严肃的话占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他说，把这些作品拿给那些作假事假文的人看，他们会极其怨愤怒怪，如果给兄弟您看，你肯定会笑倒无疑的。

他为江盈科作传，说他的文章“有俚语，无套语。俚语虽可笑，多存韵致。套语虽无可笑，觉彼心中，烂肠三斗，未易可去”。中郎说，文人可以有俚语，但不能有套语。而有些文人专用套话作不痛不痒文章，读来犹如嚼渣，更无一篇可存于世。

好议论的“好”，还表现为意思上的“新”。人家这么说，你也跟着这么说，那叫拾人牙唾，不叫好议论。而许多好议论，恰恰是平常语。

明代的李贽，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和思想家。他论文道：“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所以他说，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这能说是新奇吗？在他们看来，文章议论新奇，原无一定格式，发人所不能发，一一从胸中流出的东西，才是真新奇。而当时的一些人，有一种“新奇套子”，表面看似新奇，实际上是陈腐，尤为可厌恶之甚。

读好的文章议论，常常觉得“此中有人”，有人的情感、人的爱憎，字字欲飞、纸纸欲立，而不是如僵尸一般，死气满纸。我学写一点东西，恪守一点：尽量多写点事实，多写点故事，尽可能地少发点空论，少说点套话。理想固然崇高，达到实属不易，不被讥为“嚼渣”亦幸矣。

好议论并不限于文字。就是寻常说话，也可以少一些家长里短、米盐琐屑，多一点识人论事、社情民俗；少一些官职升降、钱财出入，多一点人民疾苦、百姓痛痒。

清代的汪钝翁，与某宗伯议论多不合。一日，他与严白云论诗，对白云说：“您在宗伯门下最久，你认为他说的什么话为确切不移的谛论？”白云举出他说的一句话：“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听了，不觉爽然自失，才不得不佩服他。

“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穷腹。”好议论最怕挦扯割裂。尤其是一些以文为业的人，出口全是道理，细想全无道理，尽是一面之理。正的反说，反的正说；今日这么说，明日又那么说；今日见些子道理，明日又见些子道理，这是最误人的。

“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这两个方面，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