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17日至19日，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与会代表集中观看了历史文献片《回望延安》。会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军事·农业频道分别在黄金时段播出了该片，观众反响热烈。《回望延安》是站在新时代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追根溯源，是对延安时期我们党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展现弘扬，突出革命圣地的红色基因、突出延安精神的时代启示，特别是突出党的七大的历史贡献，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视角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历史命题，为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生动历史教材。本报今天全文刊登该片脚本。

【题记】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从这里开始，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走向抗日前线；从这里开始，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烈焰越烧越旺；从这里开始，一个年轻的政党进一步走向成熟。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回望延安，回望那段似火的岁月，对于在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锤炼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

【正文】

1947年春天，冰雪刚刚开始融化，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战争，突然降临延安，降临这座党中央进驻了整整十年的陕北小城。

这年3月，胡宗南等部20余万大军进攻延安。宝塔山下，黑云压城，延河两岸，炮火连天。

党中央断然决策，用延安一座空城，换取一个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不顾安危留在陕北，以牵制敌人重兵。虽然，这时的解放军数量上还不到国民党军队的一半，但毛泽东俨然看到胜利的曙光了。他自信，落脚延安这些年，共产党人早已淬火成钢。

此时的蒋介石志得意满。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毛泽东住过的窑洞。

也许，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解放军就攻克了南京，他那总统府的日历，再也没有翻过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45年，也是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盛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烘托出鲜明的大会主题。

【同期】习近平主席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列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们党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解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全党公认的领袖。大会选出的五大书记，组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一年，毛泽东52岁，朱德59岁，刘少奇、周恩来47岁，任弼时41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同期】郝琦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威望。这与他对党的贡献、对军队的贡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他本人的领导能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连老百姓也自发地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同期】老百姓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解说】

从创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毛泽东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烈火。然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一度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血战湘江后，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战死者的鲜血引发了生者的反思，多少红军将士怀念跟随毛泽东打胜仗的日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黔北遵义，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失去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后，进入中央决策层。那一刻，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党和红军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邓小平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当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最狭窄的航道，毛泽东力挽狂澜：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惊呼“毛泽东回来了”，红军已经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毛泽东回来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回来了，能征善战的红军回来了！

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一次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

一路向北，落脚延安，共产党人在艰难跋涉的征程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真理：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需要一位眺望远方的掌舵人；一个政党走向成熟，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

看齐，就是维护核心；看齐，就是找准方向；看齐，就是团结一致。

延河，延安的母亲河，沿着千沟万壑奔涌而来，穿延安城而过，汇入黄河，流向大海。

千流归海。就像这条蜿蜒流淌的河流，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并不平坦。

指针，回拨到1937年3月31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到半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中央领导，齐聚宝塔山下的一处窑洞。

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长征途中，仗着手下兵强马壮，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公然闹分裂，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决议，强行带着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第二次过草地南下。

兴奋的会师变成了严重的分裂。党中央被迫率领仅仅只有7000余人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

后来，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这是一封张国焘发给中央的电报——

【字幕+解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解说】

利令智昏的张国焘，竟然发展到了另立“中央”的地步。

【同期】李国喜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1935年的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我们中央红军就有了一个落脚点，但是当时的形势很不乐观：外边蒋介石是调集重兵，妄图把我们红军聚而歼之，甚至困死在这个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而内部，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陕北红军给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极大的拥护和支持。

【解说】

这里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红军战士身上的褴褛衣衫，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岁月的艰难。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大雪纷飞的冬天就到来了。而整个队伍的过冬衣服还没有着落。

忧心忡忡的毛泽东提笔给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写去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只有一条——借钱。

之所以用借的方式，是因为毛泽东深知，红十五军团同样拮据。并且，徐海东曾经是张国焘长期的部下。

【同期】李忠杰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海东同志态度非常坚决、非常明确，他马上就把经理部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我们还有多少钱？”查国桢告诉他：“满打满算只有七千块钱。”那么徐海东同志马上就说“留下二千块钱，把五千块钱送给中央，毛主席写信来借钱，说明中央确实比我们更困难。所以我们哪怕不吃不喝、挨饿受冻，也要支援中央！”所以很快这五千块钱就送到了中央。

【解说】

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若干年后仍旧念念不忘，称赞“徐海东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五千块大洋，那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

从徐海东，从红十五军团，从陕北军民身上，毛泽东感受到了来自红军队伍、来自全党的巨大向心力。

直罗镇一战，毛泽东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鸣响了党中央奠基陕北的礼炮。

然而，张国焘带领的南下队伍却连连受挫，8万人马损兵过半，不得不三过草地北上。多少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硬汉子，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

分裂不得人心，团结方能强大！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是鲜血铸就的真理。

核心，在真枪真刀中形成，在千锤百炼中诞生。越是生死关头，一支队伍的核心越重要。这，同样也是鲜血换来的辩证法。

维护核心就是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人民军队由弱到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的就是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靠的就是坚定维护核心，始终步调一致。

【同期】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

到党的七大，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增加到了121万，但是党的七大取得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党员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从此有了“定盘星”。

【解说】

这是一部老式电台。转战陕北时期，马背上的毛泽东就是靠着这样的电台，调度千军万马，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开始指挥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与陕北简陋的窑洞相比，南京城里的“总统府”金碧辉煌。然而，蒋介石对他的一支支美械部队发出的号令，却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各自的“小算盘”而屡屡落空。

几年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反省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

战场的较量，始于政治；政治的角力，在乎政党。

团结，还是分裂，战场之外，胜负早已有了答案。

1948年4月21日，党中央主动撤退一年后，延安城又重回人民手中。在西北，在东北，在华东，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悄然间已经发生改变。而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各大派系还在为“总统选举”斗得不可开交。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在风雨飘摇中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当时就有媒体预言，蒋介石虽然赢得了“总统选举”，却马上要失去整个中国。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解说】

1937年11月29日，延安东门外机场。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一架来自苏联的运输机降临。

33岁的王明就这样来到了延安。这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克劳白夫。

此时，全民族抗战已经爆发4个月。处在抗日最前线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苏联的支持。毛泽东称王明等人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然而，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却并不是灵丹妙药。

【同期】徐焰 军史专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共产国际一直有这么一个观念，就认为，国民党力量强共产党力量弱，因此抗战主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一贯擅长于拉大旗做虎皮，所以把这个观念就传达到中国党内，好像还有了“尚方宝剑”。

【解说】

回国不久，王明就在“十二月会议”上抛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指责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

【同期】秦利 国防大学教授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我们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回来以后在会上的讲话，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而且很有蛊惑性，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同志都表示认同或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有的同志在会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而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却在会上受到了孤立。

【解说】

王明的一套理论，犹如在延河中投下了一枚石子，刚刚平静的延安再起波澜。毛泽东后来谈道：“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

一个政党，只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显然不是王明从国外照抄照搬来的“本本主义”，也决不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拿来主义”。

早在1931年，27岁的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他号召“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指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结果，“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6年过后，王明摇身一变，从“左”倾又走到了右倾。

【同期】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

1938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依然坚持他的右倾观点，附和国民党“军令统一”“只要一个军队”的叫嚣，强调应该由国民党对军队实行统一领导，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解说】

毛泽东告诫全党：“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彭德怀说：“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平型关大捷不久，时任八路军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在第115师检查政治工作时发现，红军改编后，由于取消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被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现象时有发生。他建议恢复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

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随即，全军在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重新建立政治部（处）。之后，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从法规上明确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

已是深夜，杨家岭窑洞里依然亮着灯光。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一盏油灯陪伴着思重千钧的毛泽东笔走春秋，思索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毛泽东坚信，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必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更坚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同期】贺永泰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可以说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延安时期丰富和成熟的，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的就有112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1628篇文章中撰写于延安时期的就多达938篇。

【解说】

1938年8月，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在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基本被克服。

然而，王明并不甘心。1940年3月19日，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次出版。

王明再版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再度挑战中央的正确路线。

根除错误理论的影响，显然不会一蹴而就。

万物皆有源。左、右两种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不在全党彻底根除这些错误思想，不对每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来一次心灵洗礼，前进道路上仍然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1930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1931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五本书的奉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为要编一部重要的书。这本书就是《六大以来选集》，而编这本书的人，正是毛泽东。

【同期】夏春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如此重视这部书的编选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提出，党内曾经存在过一条“左”倾路线，有的干部认为这条路线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把这些文件编选出来，白纸黑字说那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就会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

【解说】

这期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出版。这是他早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在序言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强调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他还用一个生动的对比，给那些抵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画了一幅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1942年早春，延河渐渐解冻，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这个早到的春天开始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也是一次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开展整风，其目的就是确保党更好地肩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使命。

党的领导人带头调查研究。在深入陕北20多个村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后，张闻天，这位曾留学莫斯科的党内理论家在他的《出发归来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43年，中央党校新礼堂落成，毛泽东将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送给党校师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四个字。从此，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这四个字，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成为全党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一个伟大的创举，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化茧成蝶。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军深深扎根。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管用的主义！

思想的火炬，照亮民族前行的航程；思想的光芒，产生改变中国的力量。过去如此，今天如此，未来同样如此！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探索出了一套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

【解说】

2017年12月1日，来华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部分外国政党代表，前往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参观。

在与党校师生座谈时，延安，成为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皮门特尔多次问及的地方。

正是从延安开始，这所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学府迎来了大发展。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探索出的一整套建党治党经验，也一直被国内外所关注。

1944年7月22日，延安迎来了美军陆军上校戴维·包瑞德率领的观察组。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回答美国政府一个疑问：山沟沟里的中共，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

美军观察组体验八路军的生活方式，住简陋的窑洞，吃简单的饭菜，参加劳动和军民联欢集会。

与延安零距离接触半个月，观察组被深深震撼了。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中写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延安，这座山沟里的小城，这座共产党的首府，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太多的不同。

这里是毛泽东当年的菜地，山坡上是毛泽东一家居住过的窑洞。70多年过去，满园的绿色一如当年生机勃勃的延安。

同样是接待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蒋介石拨了8万元经费；而在延安，毛泽东用以待客的，是自己种植的蔬菜，一顿饭只花了几毛钱。尽管蒋介石再三提醒陈嘉庚“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但延安之行已经让这位爱国老人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陈嘉庚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黄克功，红军时期的团政委，抗大三期学员队队长；张灵甫，黄埔四期生，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同样有过枪林弹雨的经历，同样是因情生恨而杀人，两人受到的惩处却截然不同。

处理黄克功一案时，面对许多人刀下留人的请求，毛泽东坚定地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最后被判处死刑。而张灵甫仅仅被关了一年就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

孔祥熙和肖玉璧。前者，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后者，曾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

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跟踪调查发现，这笔款中竟有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丑闻曝出，舆论哗然，孔祥熙却在蒋介石庇护下照样升官发财。而在共产党一边，1933年参加革命、浑身有90多处伤疤的肖玉璧因贪污挪用公款3050元边区币，被处以极刑。

两个政党，两种纪律，两种作风，两种走向。

【同期】姜铁军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两个领兵人，两个“理财人”的不同结局，深刻揭示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每一个阶段。

【解说】

鉴于王明严重破坏党的统一和张国焘由反对党中央发展到投靠国民党的深刻教训，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把纪律放在最前面，是因为他深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只有加强纪律，才能赢得群众，才能赢得战争。

1941年至1942年，陕北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岁月。

【同期】谭虎娃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当时，侵华日军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军饷的拨款。再加上顽固派的破坏，延安陕甘宁边区经济陷入了困顿。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亲自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解说】

黄土地上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为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最高利益。毛泽东种菜，朱德织毛衣，周恩来纺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讲，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逐步实现了“十个没有”新气象：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

一位作家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去世。在他的寓所，摆放着一张毛泽东的石印相片，这张有毛泽东签名的相片伴随了他61年——1944年夏天，这位波兰记者随中外记者参观团采访延安，从此留在了中国。

【同期】黄浣碧 爱泼斯坦夫人（85岁）

爱泼斯坦跟这些进步的人士接触以后，觉得他们都是为中国奋斗的，为中国人民这么做的，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

【解说】

延安，像一方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约70％投奔了共产党。1944年11月，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报告，抗战7年，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到抗战胜利时，部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

一个政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必须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早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发刊词中正式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归纳为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他把“党的建设”描述为“伟大的工程”。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决定，以每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日为“学习节”。第一届学习节，54岁的朱德被评为学习模范。

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说，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

【同期】杨光明 红军老战士（96岁）

每个礼拜六要开党的小组会，每个党员的思想觉悟就更高了。办什么事都要看看对党有没有利，对人民有没有利。群众拥护咱们，咱们就能打胜仗，就能解放全中国，所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解说】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时期，党的“三大作风”渐趋成熟，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党的基层组织更加坚强；这一时期，党的委员会对党政军民一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空前加强。人民军队虽然分散在远离中央的一处处战场上，但是，每一颗心都随着延安跳动。

恩格斯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后来谈道：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

1947年盛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尖刀插进了国民党腹地。

这年秋天，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不仅向国民党提出研究和学习共产党,还把延安整风的3份文件作为学习材料。

也许，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让蒋介石意识到了国共两党在党的建设上的巨大差距。然而，为时晚矣。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担当重任的栋梁之才

【解说】

二道街，延安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处，坐落着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它离延河的直线距离不过500米。直到今天，从这里传出的还是人们熟悉的抗大校歌旋律。

几千公里外的广州珠江长洲岛，也曾有过一所名震中外的军校——名叫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

陈赓，曾经救过蒋介石一命的黄埔生，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在离开黄埔10年后，成了抗大第二期学员。那一期的抗大学员，还有罗炳辉、杨得志、赖传珠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1949年，陈赓的第四兵团如同旋风一样解放广东，进军广西，截断了白崇禧部的海上退路，国民党在大陆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被歼灭。

蒋介石曾经问过他的手下：同是黄埔出身，为什么国民党没有一个打得赢陈赓？

也许，他的部将至死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国共两党的最后结局所折射的，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观、用人观。

最早到达陕北的外国记者斯诺这样描述抗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最简陋的校舍里，传授的却是最先进的救国救民思想。

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抗大上课。毛泽东鼓励抗大学员：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期】颜晓峰 国防大学教授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个时期，延安有中央党校、抗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6位元帅、8位大将、26位上将、49位中将和129位少将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

【解说】

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外交，放眼世界，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造就了群星璀璨的人才方阵。

小小的延安，成了外国记者和作家眼中的“巨型的实验室”。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的精华，就在这些山边的无数窑洞里，共产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的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股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办学十年，培养的10万余名优秀干部，如同十万粒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

【同期】郭志刚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战场上的较量说到底是人的较量。延安时期培养的大批的治党治军的骨干，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总结党在这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来培养和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干部队伍。

【解说】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来担承！”这，就是黄河之滨、延水河畔的共产党人胸怀的理想。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曾是黄埔军校大门上的对联。黄埔之初，也有过远大的抱负。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把黄埔变成了培植个人势力的私器，黄埔和黄埔生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胡宗南，蒋介石最宠爱的将领之一，这个在战场上并没有展示出多少才华的黄埔一期学员，成为国民党军队黄埔生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陆军一级上将。

1947年3月，这位“天子第一门生”占领一座延安空城后，竟然凭空捏造了俘虏5万的战报，甚至让士兵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扮演俘虏欺骗舆论。

蒋介石视察延安，胡宗南花费巨资装修行辕，还派专机将澡盆、马桶、沙发、西餐用具等运抵延安，可谓绞尽脑汁。然而，面对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坐拥优势兵力的胡宗南，却一败再败，占据延安不过一年就不得不仓皇撤出。

后来，46位国民党“监察委员”联名以“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为由弹劾胡宗南，又是在蒋介石默许下，以应免议处落幕。

国共两党的用人观，反映在战场上，结果就是：共产党战将如云，国民党无人可用。

蒋介石泄气地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班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之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尾声】

让我们跟随镜头，再次回到1945年春天的延安，回到杨家岭七大会场。

刚进延安时种下的小树，已是亭亭如盖。从南方红土地上走来的共产党人在黄土地上落地生根。

此时，距离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已经17年。党的七大在敌后抗战的心脏延安举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开端，它标志着诞生24年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成熟的先进政党。

【同期】谢春涛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从落脚点到出发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锤炼出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先进的指导思想，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军经验，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可以担当重任的骨干人才。延安时期的伟大成就昭示我们，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天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解说】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这是从苏北敌后战场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陈毅当时的诗句。

也就在那个春天，距离延安千里之外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人们争相传阅《淮海报》刊载的一篇文章：《1945年的延安》。

这篇出自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之手的文章，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其实，这样的前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七大召开间隙，毛泽东专门请与会代表观看由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同名话剧。他将这部戏视为“胜利时勿要骄傲”的历史镜鉴，告诫全党引以为戒。

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七大闭幕后两个月零四天，日本投降。

七大闭幕后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无奈地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后，黯然引退。

七大闭幕后四年三个月零二十天，新中国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2015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延安。此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徐徐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照进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阔步新时代。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回望延安，回望党和军队的精神家园，习近平发出号召——

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撰稿：贾永、李敬坡、钱宗阳、王传宝、曾皓、康小怀、周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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