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文坛领袖、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在巡视蓟辽军事设施时，不听汇报不察实情，却与当地文人吟诗作赋。当时的蓟辽总兵戚继光，把这个情况上报了首辅张居正。回京后，汪道昆给皇上呈报了一份妙笔生花、行文优美的散文奏章。首辅张居正阅之，愤然写下“芝兰当道，不得不除”，罢免了其官职。

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们如果长得不是地方，也要铲掉。

其实在这之前，张居正就曾替明神宗亲拟一份诏谕，其中写道：“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惩戒。”在他看来，这些长错地方的芝兰、擅离本位的鸾凤，会滋生浑浊之气，应该予以清除。

有用之才如果放错了位置，就可能成为无所可用的废材，甚至可能变成潜在的危险。三国时期，蜀国大臣张裕精通天文占卜，但因泄漏“天机”而入狱。诸葛亮怜其才，上表请求免除他的罪行，刘备却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锄”为由拒之。

苏秦善逞悬河辩，马谡原非大将才。翻阅史书，当路“芝兰”何其多？才不适位留给后人的无不是满满遗憾。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被称为“千古词帝”，然“词帝”的称号怎能配得上一个好皇帝呢？宋徽宗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画家，虽有“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的绘画高见，却无治国安邦的雄才，“靖康之耻”只能证明其难以治天下。

“用违所长适足怜”，世间堪怜之事，在于有用之才的错位。汉高祖刘邦如果派遣有游说特长的隋何去指挥作战，而让口吃很重的周勃去游说四方，那岂不大大败事？

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应让其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追寻价值。张居正作为当时明朝首辅，唯恐赵括亡赵的教训还会在自己手里重演，及时免除汪道昆这个当道“芝兰”，不失为一个上选之策。毕竟兵部就是筹谋打仗的衙门，怎能容忍玩弄词藻？

芝兰再好，也绝不能当道。否则，这样的后果不是变宝为废，就是百弊丛生。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他被邀请担任以色列总统。对于亿万人仰视的一国元首之位，爱因斯坦谢绝了。他在信中解释道：“我整个一生都在同客观物质打交道，因而既缺乏天生的才智，也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本人不适合如此高官重任。”自知者明，爱因斯坦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没把自己放错位置，成就了无比辉煌事业，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现实中，还有个别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还将当道“芝兰”当成宝贝，舍不得多说，舍不得严管。这些“芝兰”有的不在带兵打仗上费思量，却在写文推稿上花气力，反复斟酌、难以自拔；有的讲安全抓管理，得心应手、举一反三，却在思战谋战上浅尝辄止，鲜见真章；还有的信奉“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包装哲学，工作中不懂装懂，常以鸵鸟的心态极力掩饰自己的山寨里子。

“生民休戚，系于用人之当否。用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民被其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做到器使因长无弃物，有才之士不徒哀，还要奖惩严明，及时除掉那些好受虚言、善听浮术、乐采华名、滥兴伪事的当道“芝兰”。唯有如此，我们的队伍里才不会有放错位置的人和站错队伍的人，所有的“芝兰”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散其馨、各显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