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到《圣经》是一部经典战略学的说法，请别忙着摆出满脸不屑的表情包。这是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战略：一部历史》中的观点。他将战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甚至上帝那里：“上帝的目标很明确，但手段总是充满欺骗。而战略本身，就蕴含着计谋与欺诈。”

在历史的烛光斧影中，战争爆发之时就是战略思维大博弈之始。充满风云之气的战略二字，据说与之相关的定义已达百种，但简而言之，就是指导筹划战争的方法，在古希腊语中亦有“道路”“途径”之意。仅凭绝对优势碾压出来的胜利，不过“英雄技痒耳”，难见智力的淬炼。而在劣势中动用智慧以弱胜强，在实力悬殊时以低成本换取战绩，才能展现出战略的魅力及存在的意义。

战略当然不是什么谶纬之言。人的目光骑自行车时只需看10米，开汽车时需看200米，开飞机则只需看方向，而战略就是投向未来战争方向的视野。“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庄子说的梦其实就是眼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陆地一直比海洋重要。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偏偏用“海权论”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海洋，认为这才是“决定濒海国家历史和战略的关键”。英国人则信奉没有控制就没有权利的霸权，提出用“制海权”战胜“骑骆驼和骑马民族”的实用主义战略，戴上了“海上霸主”的皇冠。当时的《泰晤士报》洋洋得意地写道：“英格兰是大海的情人，她永远保留这种权利。”

成也战略败也战略，在维持了约2个世纪的风光后，英国官方用“所有事情都不可能逃脱世事沧桑”的措辞，尴尬地承认了被“情人”抛弃的现实。但在战略学家看来，其海上霸权不过是一个“战略过度扩张”的典型例子。

这些战略学家难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然而对于战略学而言，它绝非一个贬义词。拿破仑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他不仅以现代战略改变了战争形态，而且催生了两位“事后诸葛亮”——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

克劳塞维茨将战争提升到哲学高度，他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观点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约米尼脍炙人口的理论“战争是一门艺术”，及其《战争艺术概要》《论大战》等著作一直是西方军界膜拜之作，甚至两个厮杀不止的死对头国家——法国和俄国均授予他将军之军阶。

现代兵器改写了战争规则，但往往难以改变人们的心灵。现代战略思想与传统战争思维之畛域难逾，其根源在于深层的文化冲突。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有当过去成为必须超越的东西，未来才变得清晰而重要。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有了钦蹈明规于《孙子兵法》的“江户兵学”。可《孙子兵法》中的缺项是无水战之论，更遑论海战了。作为环海之国的“江户兵学”弟子学习战略“多以浮华相尚”，这就严重影响了其发展。明治时期的日本海军则转为实用主义，其《海军基本战术》不提孙子只讲吴起，就因为《吴子》中有许多实用的水战之术。

其实，看起来务虚的战略之价值，往往凸显于战争的实用之中。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在其《战略论》中有这样一个经典观点：“就战略而言，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是一条真正的捷径。”正是这看似悖于常识的“间接路线”，却成为二战时美军制服日军的“捷径”之一。1943年11月，美军对太平洋上一个面积仅1.2平方公里的珊瑚岛发起了攻击，没想到竟付出了伤亡1500人的代价。时任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飞抵后，择一荒岛将日军的工事、装备等战争要素全盘复制，再组织部队进行“间接攻击”训练。这之后，美军的一连串海岛作战“简直如同演习”。

没有简单的战争，只有平庸的战略。无论看到多少关于战略的历史与现实的故事，都请记住恩格斯的一句话：“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