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是战争胜负的必要条件。与科学研究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基本思路恰恰相反，在军事领域，指挥员进行战争决策时，一方面，需要“知己知彼”，进行周密细致的过程推演和情报分析；另一方面，面对战争的“不可预知性”，往往必须当机立断，出奇招、冒风险，胜与不胜唯有战过才知，实是一个“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过程。由此观之，一个能打胜仗的指挥头脑，理性思维与冒险精神皆不可缺。

战争作为一个复杂性巨系统，在特定条件下，任何微小的变量都可能导致质变。这就要求“即使只有0.1%的可能，也要进行100%的准备”的“慎战理性”。违背这一战争原则而兵行险招，鲜有不败者。中途岛海战前，日本海军在进行相当于现在兵棋推演的图上演习时，出现了与后来实战相似的局面，日军战斗机全部飞离航空母舰攻打中途岛后，美军突破防线对其舰队进行轰炸，演习裁判裁决“赤城”号“加贺”号中弹9发，被击沉。指挥官宇垣却“无理性”更改裁决，在第二阶段图上演习时，满不在乎地让“加贺”号从海底复活，继续参战。对“出其不意”的过度自信，对美军知悉行动、回避决战等可能性的“选择性遗忘”，成为日军中途岛之败的“定时炸弹”。

在战争这个“不确定的王国”，从来都不存在单向思维和定式逻辑的“绝对理性”。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其主观性质，都近似赌博。”一旦置身其中，就必须有在“99.9%的不利中争取0.1%的胜算”的“搏命精神”。袁绍官渡之战刚愎自用、少谋寡断，致使百万大军不敌曹操；司马懿疑窦丛生，中招空城计；加里波利之战，英军指挥员面对一时挫败放弃既定决策最终无功而返等等战例，皆因指挥决策优柔寡断而错失良机。

战争的辩证法无处不在，孙子兵法中奇正思想的核心正在于“奇正相生，方可循环无端。”事实上，战争中理性思维与冒险精神往往互为条件、相互补充。两伊战争之初，萨达姆趁伊朗政权更迭、国内混乱之机，贸然发动空袭，却因本领不济，未能完成瘫痪伊朗空军的战略意图，看似“有理”实则盲目轻率的决策将国家拖入战争泥潭。战将粟裕一向以用兵无常，敢于冒险著称，然而惯打“神仙仗”的他，对战争准备却尤为看重。淮海战役前一个月，便着手准备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如此方有之后以40万对60万，纵横战场随机而断的大胜。

放眼未来战争，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使战争变量更多，战场变化更快，适应甚而掌控这一变化，对现代战争的指挥员而言，更需拓展理性思维与冒险精神，通过“全面假设，快速求证”达到精准高效的决策。一方面需着力培养“技术理性”，提升技术敏感，运用“大数据”思维，全面搜集掌握战场情报，做好以技术手段辅助决策的“信息加法”，填补思维盲区。另一方面，应不断强化战法创新意识，培养灵活多变、果敢担当，善于从纷繁的“信息流”中撷取重点，把握关节，做“决策减法”的指挥素质，真正变“信息优势”为“决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