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彭荆风老师，是从他的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以及收入中学课本的小说《驿路梨花》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旅作家们在云南创作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一度风靡全国。在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冯牧部长的悉心培养下，涌现出彭荆风、白桦、苏策、张昆华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军旅作家。那以后，冯部长虽然奉调进京，但老一辈作家对文学新人的传帮带，却在云南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中，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

我与彭荆风老师的结识非常偶然。1985年，《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二年兵刘四娃》。这是一部反映边境作战的作品，因我参加过那场战争，评论家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很有生活底蕴。时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的彭老师读到后，在全军范围内寻找这篇小说的作者。这一找就是四年，直到1989年我在《思茅文艺》编辑王双贵老师家，偶遇冯牧和欧之德老师，彭老师才从欧老师口中得知了我的准确“下落”。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至今历历在目：段平同志，我关注你的作品已经好多年了，如果到昆，请务必到我家中一趟。并在信中留下了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震惊，以彭老师的名望和在文学界的影响，居然在百忙之中，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晚辈，而且一找就是整整四年，放谁身上也会大吃一惊。要知道，当时的彭老师不但早在五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著作等身，且长期担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工作和创作任务十分繁重，两区合并后的原成都军区创作室又人才济济，但彭老师仍旧时时关注着像我这样刚刚起步的文学新人，许多人今天听起来恐怕都难以置信。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很快，我寻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彭老师的住所，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近三十年的交往。彭老师生于1929年，比我年长整整三十岁，我们的交往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而彭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与谆谆教诲，至今依然令人难忘。

1992年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反映解放云南的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官子”》，彭老师读后认为真实感人，很快就写下了近万字的长篇评论《动人的战争长卷》。1993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防军》在《昆仑》杂志发表，彭老师打电话让我尽快到他家一趟，原以为像《最后的“官子”》一样会得到他的褒奖，但到了他家，等待我的却是一次耐心细致、入情入理的批评。《国防军》写的是家父长期服役的第13军第39师，恰好彭老师当年也是从这支部队出去的，他对五十年代初解放大军进驻云南边疆的情况了然于心，对我作品中脱离实际的许多人物故事表达了极大的不满。自此我才明白，彭老师对我创作上的长期关注，非常用心，并非随口一说。

那一段，也是我与彭老师交往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他曾两次到我工作的曲靖，我每次到昆明也必到彭老师家拜访。彭老师从不因我是小辈而有所怠慢，相反，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创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彭老师虽然是大家和前辈，但因为我们都长期专注于军事题材创作，笔下又大都是发生在云南边地的故事，因此，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谈我们各自的创作，同时也关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和文学作品。这样的长谈，使我获益匪浅，也让我这个文学晚辈，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

此后多年，因工作几经变动，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文联，作品发表的少了，与彭老师的交往也不如从前那么频繁。直到去年12月，在云南作协年会上再次与彭老师不期而遇。那次是在西盟——西盟隶属于今天的普洱市，从前叫思茅地区。思茅是我的故乡，同时也是彭老师进军云南时，所在部队第13军第39师的防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彭老师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在思茅服役期间以思茅及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为原型创作的。那天，在西盟佤山的一个景区，我看到他坐在一个小亭子里，便过去叫了一声彭老师，彭老师突然伸出右臂抱住了我。我们交往近三十年，彭老师从未有过如此亲密的举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是一个轻易掉泪的人。彭老师的眼圈也红了。记得，鸽子（彭老师女儿）当时在一旁感叹，你们两个啊。彭老师马上说，是啊，我跟段平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即便身体大不如前，彭老师依然关心着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的成长，也是在西盟，彭老师跟我提到了一位叫宁红瑛的曲靖籍女作者，称其散文写得不错。我把彭老师的话转告宁红瑛后，小宁非常激动，说有机会一定要登门拜访彭老师当面致谢。当时我还说，今年是彭老师的九十大寿，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给彭老师祝寿。可惜，距九十寿辰仅仅还剩几个月——2018年7月24日,彭老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身教胜于言传，冯牧部长、彭荆风老师对文学新人的关心关注和扶持，无形中也深深影响到我们这一代。每当文学新人对我们表达谢意时，我们都会说，当初，我们的前辈也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帮助和关心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