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回望时，往往会看得更加清晰。回望我军90多年来走过的伟大征程，那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细节，早已深植在一代代官兵的血脉中，沉淀为红色基因。

那是1929年，毛泽东严肃指出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当时，毛泽东正发疟疾，全身浮肿。朱德在一棵大树下与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面对队伍中的乱象，朱德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主张。

随后，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同时，他还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材料和具体要求。

在南方，国民党反复对游击队进行“清剿”，陈毅把能扔的都扔了，唯有《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和《共产主义纲领》这两本马列著作一直带在身上。自此，这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逐步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先进革命队伍。

那是1941年5月，为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肃清教条主义影响，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全军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把学习理论作为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说：“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激动地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刘伯承口中的王克勤是我军“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任班长期间创立的“三大互助活动”带兵方法在全军推广。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战斗英雄，在一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士兵？！

一名“解放战士”的巨大转变背后，是我军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无数农家子弟和被解放的国民党士兵在“阶级感情”教育下，了解并掌握了党的理论知识，增强了阶级觉悟，迅速投入到大练兵的热潮中，最终实现了信仰重塑和灵魂改造。

那是在中央进驻北京前夕，毛泽东眺望着北平的方向说：“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这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随后，为了解决部队进城后部分干部滋长的居功骄傲、贪图享乐和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从1950年开始，中央连续6年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

一支军队有科学理论武装，就有了行动指南，有了精神支柱。今天，新时代的地平线上，人民军队吹响新的号角，开始新的出发。

强军征途上，“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这一优良传统，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点燃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