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意指为政者要多从百姓角度感受困难、考虑问题，体察民心、倾听民声、顺应民意。

《唐语林》记载，唐高祖时，有个武功人，名叫严甘罗，因为行窃，被官吏抓住了。高祖问他：“汝何为作贼？”他回答：“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说：“吾为汝君，使汝穷之，吾之罪也。”

“饥寒起盗心。”在封建社会，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已去当盗贼、入绿林的人代代不绝。李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溯本求源，看到盗之所以为盗的深层次原因是自己治国不力，这是极不容易和难能可贵的。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唐之所以能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几任皇帝反躬自省、体恤民生，官员也大多设身处地、体谅百姓。

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碰到大旱饥荒，百姓纷纷往外乡逃亡，尽管官府设法抚恤灾民，但流亡者仍不绝于途。他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沉重与愧疚的心情：“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同样是诗人，白居易在县尉任上，想到的不是自己泽被苍生的功劳，而是百姓在烈日下的辛劳与痛苦。当察知百姓“家田输税尽”、拾穗“充饥肠”，而自己“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时，不由产生“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自责和“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自省。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古代帝王都能像李渊那样“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臣属都能像韦应物、白居易那样常怀“有愧于民”之心，何患不能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然而，在封建时代，风雨沧桑，兴衰轮回，常想“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的好官并不多见，常思“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贤达也为数不多。

《古今谭概》记载，晋惠帝在华林园游玩，听到蛤蟆的叫声，便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中贾胤回答：“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此时，天下正闹饥荒，百姓多饿死，惠帝听说此事，就问：“何不食肉糜？”人心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面对百姓死活，如此漠不关心、荒诞不经，焉能不被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所唾弃？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为民行道、不诿责任，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为官品格。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就把百姓疾苦装进自己的行囊，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情回应民意。民胞物与，念兹在兹。从长征路上的半床棉被，到解放上海的露宿街头；从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到“最成功的脱贫故事”，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失职知愧，勇于自责、敢于担当。“人民”二字，永远镌刻在共产党人的灵魂深处，成为最坚强的支撑、最深厚的底气。

“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依旧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公仆情怀更加浓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信念更加坚定。为民担当、风雨可度，同心同德、共克时艰，我们收获了沉甸甸的民心，筑起坚不可摧的“民心长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人间奇迹。

“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在谈到自己发自内心牵挂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时，习主席发出了这样的深沉之问。“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要为人民做实事！”与群众“身挨身坐、心贴心聊”，要求“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强调“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党的领袖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深情的牵挂，亲切的嘱托，温暖了大地民心，赢得了真诚拥护。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惟有时时感受百姓疾苦，处处体味基层辛酸，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以忘我工作成就伟大事业，方能无愧于人民赋予的公权，无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