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疑是“确凿的事实”，但绝不是冰冷枯燥的概念和数字。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所谓的“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学叙事而言，都是困难重重的。也正因为如此，伯林才会强调“事实的简单复述并非历史”。

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帮助今天的读者去调动“理解自己的社会时同样起作用的官能”，以此来理解人类在战争岁月里的心理与行为。

《中国野人》取材于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被掳到北海道做苦工、逃亡十三年变成“中国野人”的真实事件。独自在雪原生活的特殊境遇，决定了“他”的求生行为成为作者描写的主要内容。但支撑“他”求生信念的不仅是生理本能，还有对往昔平静生活的怀念、对重返故乡的执着、对将他掳到异国荒野的侵略者的仇恨，最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生存尊严的坚守，是为了证明“我是存在的”。也正是这种人类的尊严促使“他”和熊对峙时不顾一切地怒吼，先是战胜了看似强大的自然力量，又在多年后战胜了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赢得了绵延几十年的官司。这种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充分渲染和对心理纠结的细腻描摹同样也体现在几篇鞭笞民族败类和革命叛徒的作品里。

无论是《去国》中的“他”，还是《花火》里的参谋长，抑或是《红龙》里身世成谜、举止诡异、自称丧失记忆的易先生，都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经受着心灵炼狱的折磨与自戕。对于“他”而言，枪伤、胃病等肉体上罹患的疾痛，远比不上时常发作的失眠症、以及对夜间声音的厌恶和对黑暗的恐惧所带来的痛苦；而作者对参谋长逃亡路上的噩梦和易先生额头密如虱虫的冷汗的描写，也都令读者感同身受，并让人燃起进一步深究其背后心理隐疾的欲望。

尽管《花火》《红龙》等篇什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一种悬疑、惊悚的气氛之中，但最能体现房伟小说特色的，还要数以反思和批判为主题的一批作品。《副领事》取材于1934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案件，写一个悲观厌世的日本外交官意欲出走自杀的故事，曲折反映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的精神折磨。在《七生莲》中，无论是中国农民，还是为了保护同胞而英勇就义的八路军战士，身上都体现出一种无畏的正气，以及人性对兽性的蔑视。

在《猎舌师》的“后记”里，房伟对中国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太过拘泥史实，缺乏想象力和独创性”的缺陷表示了不满，并指出“这尤其表现为历史小说的中短篇领域的不发达”；他也曾在闲聊时透露出自己创作抗战系列中短篇小说的一个追求，即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在这个集子里，不仅有传统的历史传奇式的《手肴》《猎舌师》，也有戏仿“新历史小说”的《还乡》，《杀胡》《地狱变》《指南》《白光》显然是分别借鉴了“《聊斋》”体、耽美小说、穿越小说等形式。他甚至用近似学术论文的写法，在《阳明山》中安排留洋归来的王博士讲解“符号学”，以此解构战争的意义，并预言了多年后“抗战神剧”的诞生……现在看来，作者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形式，串联起了一部“活气儿的史”。

若论细节的丰富和生活的丰满，历史小说的创作空间要远超出历史著作。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尽管其中充斥着虚构甚至戏说，仍然有无数读者将历史小说视为“历史”。吊诡的是，似乎没有哪个历史小说作者承认自己所写的就是纯粹真实的历史；他们反映在文字里的只是自己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并且出于表达这种理解的需要而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三国演义》如此，《李自成》亦如此。人们惯于用“几分真实，几分虚假”的模糊比例去评价历史小说的优劣，但若以此标准衡量房伟近年来屡被转载并多次获奖的系列抗战小说，则其中的二十篇作品似乎都不符合传统的“历史小说”概念。虽然它们都建立在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但一切细节与心理的合理性都交付于作者的想象力去实现。想象力与历史真实确实碰撞出了奇异魅惑的火花。作者有意将这些作品与传统历史小说以及时下流行的“架空历史小说”区别开来。

“轰轰烈烈的大记忆过去了，零零碎碎的小记忆也终将过去。它们融合成一团团雾气，等待着永恒睡眠……大记忆会在雾气中越变越辉煌，个人记忆却越来越稀薄暗淡。”在系列小说的终篇《五三》中，作者让主人公用“房伟”的名字登场，深情回望祖父亲历的济南“五三惨案”，并喃喃道出对历史记忆的感悟。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所能够做的，只有不断用自己手中的笔去触动那处疮疤，在对生活、社会和人们的彼此交往的理解中去感悟历史，过去的岁月才会在今人自觉省察的眸子中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