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是19世纪中叶产生的。一战以后，现代主义兴起。现代主义不再注重情节、人物，不再强调故事，而是表现幻觉、梦境、意识流。

电视剧是通俗文本，世界各国都是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电影的情况则复杂一点。我们的电影，现在传统叙事是不行了，但是新的叙事有吗？没有。这就造成传统叙事不熟练、编剧们也不屑于这样去写，但是新的叙事风格完全没有产生。同样是现实题材，有些影片票房很好，故事不错，但叙事上没有创新，结构上没有创新。所以，新现实主义的“新”，希望体现在表达形式上。

即便在现实题材中，“架空”也是可以的。“架空”只是形式，戏是否吸引人，要看扎实的现实主义功底。我们看美剧《纸牌屋》，它其实是一部纯虚构的作品，是现实的平行时空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现代，它的虚构与现实是重叠的。这对创作者的挑战非常大，如何处理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把握假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这个是很难的。对于创作者来说，现实主义修养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创作，要么“架空”，要么就是现实的镜像。美术史上有照相现实主义，艺术来源于生活，然而在一些现实主义题材剧中，我们动不动就等于生活，有时还低于生活。有创造性地表达现实，才是我们编剧要做的。

像作家苏童等人在题材内容上并不先锋，他们带来的是叙事的革命，我们看他们的作品在拍摄成影视作品后，都不能令人满意。比如苏童的作品，就电影而言也还不错；比如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若要拿影片去跟文本比，就会觉得始终存在一定距离。

他们这波先锋作家的新现实主义，特点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那就是小说本体的叙事学的革命。而新现实主义的影视剧不仅要表现文本的内容，更应该在叙事上有影视范畴的叙事革命，也就是视听语言的革命。这点很难，但值得去尝试、去突破。

作家马原有句话：“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或不值得的，看你会不会开采。”

现在有个危机，我们年轻编剧的现实主义叙事能力有点不足。

首先是意识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老师总提“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对年轻人来说，听上去很陈旧了。我原来也很反感一句话——“体验生活”，难道我们每天在书斋里就不是体验生活吗？难道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吗？但现在，我的感受是，现实主义创作需要对生活有了解、有触碰，需要观察，去打开耳目，要注视这个世界，而不是无视这个世界。

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编剧写人被抓以后直接就进监狱了。我说应该先进看守所啊。他说那不是一样吗？这样一看，他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也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司法制度，应了解下我们的监狱是咋回事，看守所是咋回事。这样的编剧如何能把现实写出来？

有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我们编剧不要沉浸于做“举人”，要了解社会，观察社会。

（作者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