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是当下著名的文学记者，也是深受批评界夸赞的记者。她的访谈录《说吧，从头说起》，被誉为“当代文学的心灵地图”，《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被誉为“鲜活的军旅作家档案”。我也经常接到她的约稿，也曾接受过她的采访。她的采访，不容你脱口而出漫不经心，你必须经过认真的思考。现在想来，舒晋瑜的采访或提问，也是认真思考和准备过的。舒晋瑜的提问方式，就是专业化和针对性。所谓专业化，就是她对采访对象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她对你的著作以及影响如数家珍。她在侃侃而谈中，已经隐含着她的某种评论；针对性，就是她的尖锐。她的尖锐不是咄咄逼人，更不是盛气凌人，而是那些你不曾想到、但又不容你不回答、甚至带有挑战性的问题——但那确实在专业范畴之内。

近读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这一印象和判断。书中的访谈大都发表过，但集中阅读感觉会大不一样。我们知道，作家或批评家对编自己的文集都非常慎重，作品一经集中阅读，问题会一目了然。访谈恐怕更是如此——有多少有质量又新鲜的问题呢？但舒晋瑜的确与众不同。我们都知道，“茅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对“茅奖”的议论也一直没有终止过。读过这本书后，我认为，这是舒晋瑜经过长期积累、长期准备、认真设计和思考的一本“深度对话”。它的重要价值不只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茅奖”，而是通过对话“茅奖”作家，我们有机会了解作家另外一些与创作相关的问题。本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茅奖”获奖作家的访谈，一是对评委的访谈。对获奖作家的访谈更有价值，这主要得益于舒晋瑜的提问方式。

比如她对李国文先生的采访——

《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运用大量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艺术手法,打乱了叙述节奏,穿插写作今昔之事,充满新意。写这部作品时，您是否觉得无论创作经验或积累已比较充足？

李国文说了这样一段话：“对这种时空错置，前后颠倒，故事打散，多端叙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东打一枪，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写法，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我一直心存忐忑。直到审稿的秦兆阳先生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很遗憾后来不知被谁借走，遂不知下落），约有十几页，密密麻麻，语重心长，表示认可的同时，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动意见，并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我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精力修改，我这才释然于怀。”

这个问与答， 一是回到了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对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评委们是否能够接受？确实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事实是，评委们文学观念的开放程度，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另一方面，李国文先生透露的这段话信息量极大。一、我们可以理解为，那时我们的文学生产仍然是“国家化”的生产方式，出版社可以请作家住进出版社；二、作为文学生产组织者和文学编辑的秦兆阳先生，是怎样的敬业。他不仅给作者写亲笔信，具体指导作者修改作品，而且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国文先生修改作品。一位老一辈理论家、编辑家的高风亮节和品德在一个细节中让我们一目了然、一览无余。这是舒晋瑜的提问方式决定的，有了怎样的提问，才会有怎样的回答。

再比如，舒晋瑜采访陈忠实时她问道：

《白鹿原》整个故事一开始就被架构得引人入胜，而且深度和广度都是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您是如何构思这个开头以及如何去设置整个故事结构的呢？

陈忠实：关于开场的情节设置,你读过小说就知道,有个情节是白嘉轩的父亲死了以后,他自己也很丧气,不想再娶了,这时他母亲说了一句话“女人,就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撕掉再糊一层。没有后代,家有万贯也都是别人的”。这是他母亲说的,不是他父亲说的。这就说明,在那个年代,女人在女人心中是个什么位置！就要显示这个。如果这话出自他父亲,就没有这么重的分量了。女人把女人都不当人，可见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这个一问一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1993年人们对这个著名开头的误解和批评。经过陈忠实自己的阐释，我们知道那里隐含了对待女性的观念，特别是女性对女性价值的理解。女性悲惨的命运与这一观念密切相关。生活的逻辑远远大于批评家思想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是应该感谢舒晋瑜的访谈。

再如对王安忆的访谈，舒晋瑜问——

你在多次访谈中谈到评论，尤其是谈到陈思和，他的意见你一直比较看重。比如他曾建议你的《启蒙时代》如果再写一倍的字数，分量就不一样；《匿名》的写作，也是他建议你“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为什么你如此看重评论家的建议？

王安忆：陈思和于我，不单纯是评论家的身份，可说是思想与文学的知己，我并不将他的话当作评论家的发言。这也见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的作者与批评的关系。开头好，步步好！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文学的天地。我想，大约有些接近英国现代文学中弗吉尼娅·伍尔夫和福斯特的关系。他们都是小说家和批评家，从这点说，我希望陈思和有一天也写小说。而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这段对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多年来，作家功成名就之后，批评家似乎是他们特别不愿提起的话题，这与他们没有成名时的情况好像不大一样。我不是说作家的成功一定与批评家有多大关系，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王安忆与陈思和的关系与其他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不大一样。首先，王安忆认为他们不只是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更是“文学的知己”。志同道合是知己，但他们毕竟也有作家和批评家这层关系，“大约有些接近英国现代文学中弗吉尼娅·伍尔夫和福斯特的关系”，福斯特发现了伍尔夫强盛的文学生命力、创作力和影响力。作为“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和倡导者、新小说艺术的实验者和开拓者，伍尔夫在整个文学及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变革运动，揭开了英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高潮一幕。福斯特的理解、欣赏和支持，对伍尔夫当然非常重要。在中国其实也有类似情况，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作家谈到这一点。王安忆谈到了。王安忆是让人尊敬的作家。

通过上述对话提出的问题，我认为，舒晋瑜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确实是一部有见解、有眼光的“对话”文集；舒晋瑜当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谈话“对手”。更重要的是，无论对作为文学现象的“茅奖”还是对当下文学研究，这部“对话”都将是重要的参考文献而备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