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为官一任、主政一方，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还是以权谋私、贪得无厌，群众心中最有数、眼里最清楚。

《古今谭概》记载，明宪宗成化年间，汝宁府杨太守很清廉，而其属下、汝阳刘知县很贪婪。一次，杨太守半夜便装出巡，在一间茅草屋里看到一个老太婆边纺纱，边喊女儿：“天太冷了，把酒拿来。”瓶里的酒已不多，女儿倒了一杯说：“这一杯是杨太爷！”又倒了一杯说：“这一杯是刘太爷！”原来，酒刚倒的时候，前一杯清澈，后一杯就浑浊了。后来有人赋诗云：“凭谁寄语临民者，莫作人间第二杯。”

“第二杯”者，贪官之谓也。莫作“第二杯”，是老百姓劝诫之言，也是民心所盼所向。百姓谁不爱好官？这个好官，首先是个清廉之官。“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才能换来既干净又干事的政声，留下既勤政又廉政的英名。这样的口碑，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大地上、写在民心里。

《昨非庵日纂》里讲，明朝的汪汝达在黄岩做县令，减少自己的俸禄，把钱用来修筑城墙，“寇至而民不惊”。为官二十几年，他一直清正廉洁，勤勤恳恳，深得民心。离开黄岩时，手下把平日收缴的罚金送给他，被他断然拒绝：“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应得者耶？”后来汪汝达家境十分贫困，以致连饭都吃不上，只好把住的几间房子卖了维持生计。黄岩的百姓知道后，凑集了八十两银子邮寄过去。没想到，此时汪汝达正好去世，只能作为殓葬费。

人心如秤，衡量谁轻谁重；民意似镜，照出孰贪孰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你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他们都听得到、看得见、分得清。他们不听你调子唱得有多高，看的是造福于民的业绩；不看你形象包装得有多好，看的是廉洁从政的行动。“头顶三尺有神明。”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贪污腐败、与民争利，无论你怎么瞒天过海、掩耳盗铃，也逃不过群众“第二杯”的评价。

东晋王含任庐江郡刺史时，贪婪昏庸，声名狼藉。而其弟王敦护短，一次在众人面前说：“家兄在庐江郡政声民意很好，人们都称赞他。”当时在王敦幕府任主簿的何充恰好也在场，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我何充就是庐江人，我听到的与您说的完全不一样。”王敦顿时无话可说。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身后留下“第一杯”还是“第二杯”的定论，关键要看在任时是“非吾之所有，一毫而莫取”，还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北魏元庆智为什么留下“十钱主簿”的坏名？只因百姓都知道，事情无论大小，他总要先得十钱或二十钱，然后再处理。为什么有些贪官被抓后，群众拉横幅、放鞭炮，庆祝其落马？因为，老百姓早已从“观其行”中看出了端倪。这正是：“在位满耳阿谀声，离职滚滚骂名来”。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公道自在人心，金杯银杯比不上群众的口碑。时光荏苒，不少为政者成为匆匆过客，而有人则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下乡调研从不吃老百姓一口饭，不拿老百姓一件物，到谷文昌防风治沙，荒岛变绿岛、宝岛，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从“草帽书记”杨善洲一辈子舍小家、顾大家，树起一座永远的丰碑，到“时代楷模”廖俊波，为企业兑现一项项政策承诺，却未曾到企业喝口茶……百姓心中念他们，口中传他们，永远想他们，就在于这些好官一心为民、一尘不染，造福当代、泽被后世。

“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奋进新征程，担当新使命，人民将在廉洁从政的试卷上，打上对号还是问号，判定优秀还是及格，这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直面的考题。民心如海，滴水汇成汪洋。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事事念着群众，时时想着赶考，人人争当“第一杯”，个个不作“第二杯”，身后留下的必将是人民信任的眼神、真诚的掌声、传诵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