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百万难民受到驱逐。为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奴役，日军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义，全城搜捕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文人志士。影片正取材于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了东江游击队队长叶伟强带领战友阿根，为营救被困文人志士，与军统特务、日寇间谍斗智斗勇的故事。

影片中，主人公黑色大衣、黑色墨镜、黑色礼帽，话语不多、身手敏捷、神出鬼没的形象从一开始便深入人心。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神秘的游侠，信念坚定、沉稳谨慎、无所不能。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们渐渐地了解到了这位冷酷汉子背后的故事，感受到了他妻散子亡的辛酸和无奈，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主人公作为一名普通人有血有肉的一面，以及英雄之于家国情怀、爱恨情仇的认识与感知。

然而，英雄的任务与行动仅仅是牵动故事发展的一根主线，影片真正想要表达的却是文化、文人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以及阐明“山河可破，魂魄不能丢”的深刻道理。正如剧中许灿教授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说的那样：“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国破半壁的年代，侵略者试图改变本土文化，欲图从思想上、从骨子里奴役它的人民，而文人正是民族抵御文化侵略中最坚强的一道铜墙铁壁，他们要做的只有“坚守一个读书人的气节、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片中，主人公久别重逢的妻子白梦瑶，看上去是一个柔弱的旧社会女子，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真正有胆有识的奇女子。她大摆灵堂公祭文人孟砚秋，公然在日军情报机构的眼皮子底下，七天连排宋朝抗金名曲《生死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积极鼓动民众抗日，抵抗日军的侵略。与此同时，她还站在风口浪尖的危险边缘，暗自配合丈夫掩护着那些隐匿起来的文人志士，保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被玷污，爱国之心可歌可泣。

与此相比，起初黑白不明的流氓混混潘葆荃在整个电影中，却显得更加吸睛。他以一个全身散发着铜臭味的“生意人”形象进入观众的视线，原本只是为了“一根金条一个人头，只数人头不看生死”的明账干活，利用偷渡的方式帮助叶伟强实施营救行动，但随着在刀尖上讨生活的不断推进，与大家深入相处之后，他骨子里的爱国心渐渐燃了起来，为财的初衷，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邹涛先生等人对其产生怀疑时，他的那番大白话着实让人惊叹不已：“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流氓，可是那天他赌我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也许正是影片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凝聚一切！

整个电影中，无论是叶伟强重逢失散多年妻子之后的含情落泪，还是诗人林南担心连累大家决定和七岁女儿一起留在香港的内心纠结；无论是跟班阿根为保护许教授的手稿最终中枪牺牲，还是到了最后关头，为了掩护众人出关，公然与日本人叫板，最终舍生取义的《南华日报》王雅堂……这些可歌可泣的镜头无一不催人泪下，但导演又仅仅让煽情一带而过，最终还是回归到了浓烈的家国情怀和中国人一同抵御外敌的英雄气概上。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叶伟强在任务的最后一刻，为了掩护大家撤离，不幸中弹牺牲。英雄倒下的那一刻，无数观众的内心也许更多的是遗憾和惋惜，但深入思考，硬汉的牺牲却价值巨大、意义非凡，因为它换来的是营救任务的完成，换来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保留与守护，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他一样的抗战英雄的牺牲，中华民族才更具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才更加充满着不屈不挠、中华必胜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