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1年，隋炀帝因高丽王“藩礼破阙”，亲自率兵讨之。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即下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谁知，这两道尽显帝王风范的诏书，却成为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隋将便不再指挥进攻，驰奏炀帝。可等诏令传来，高丽人守御重新搭建完成，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此循环往复，隋军始终攻城不下，且伤亡较大，只好班师回朝。

不难发现，此役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炀帝的过度干预。敌我两军对垒，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随机应变、果断从事，乃是制胜之道。但隋炀帝罔顾战场实际，将管理的触角渗透到军队各个角落，事事都要求按“规定动作”来，致使部下束手束脚，面对大好战机也只能望洋兴叹。而这也印证了在特定场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合理性。

回到现实中来，我军基层部队的训练管理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想实现基层训练管理穿针走线有条不紊，正确处理“亲为”中蕴含的辩证法很重要，懂之则顺，不懂则逆。而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些同志知易而行难，即明知过多干预不好，但还是要干预。原因何在呢？一是“独”——权力欲望过盛，只重紧攥五指，忽视留白空间，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二是“怕”——对基层处理问题能力不信任不放心，认为放权就是放纵，怕一松手就出事；三是“功”——功利心态较盛，总想着自己事事出彩头、有名声，让人觉得基层建设一切成效都是靠自己抓来的。可见，领导机关做到不当亲为时不亲为，首要得打破抓建理念上的“枷锁”，真正做到让政绩观正位、权力归位、责任到位。只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才能保证各个环节高效运转。应当明确，领导机关管理所遵循的“道”主要是“管好头和脚”，也就是重决策、重结果，而不是“从头管到脚”。领导机关对基层不大包大揽、不越俎代庖，才能使基层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谋事干事效率。反之，领导机关凡事亲力亲为、大包大揽，基层就会盲目被动、失去自主，陷入依赖、等靠、低效的状态，使工作难有建树、难有创新。

韩非子曾说：“军分三等，下军尽己之力，中军尽人之力，上军尽人之智。”这启示我们，最好的管理是知人善任、各尽其能。领导机关应牢固树立权责一体、按责履职的意识，既自觉做好还权放权的“减法”，又强化授权帮带的“加法”；既善于为基层压担赋能，又勇于为干事者撑腰鼓劲，不断激发基层想干事敢干事的“原动力”，形成借众人之智、集群体星火的生动局面，凝聚起“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强大合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所谓“出主意”就是谋思路、作决策；所谓“用干部”就是知人善任，使之各尽其能。因此，我们必须摒弃隋炀帝的做法，剔除不科学的管理理念，将谋事干事的重心更多放在统揽全局、抓纲务本上，放在传经验、教方法和提高基层自建能力上，真正让基层官兵专心履行当兵打仗、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职能，确保机关和基层双轮驱动、同向同力，实现科学发展。

（作者单位：32134部队）